我与《法制日报》有着挚深的情缘，风雨兼程，一路相随。

1986年盛夏，父亲从教育系统调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司法处，担任宣传科科长，从此开启了政法生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幸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接触了《中国法制报》(《法制日报》的前身)。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一份中央级的报纸是极为珍贵的。报纸经办公室同志相互传阅后，父亲会把有参考价值的剪下来，贴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以方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习参考。每每新学期，父亲还会从旧报纸中挑出一些整张的，用来给我和大哥做书皮书套。我和大哥也早早习惯了这种节俭的生活，还有那种特有的、淡淡的油墨味。在司法处工作的那些年里，父亲每年都会向《中国法制报》投递一些关于农村普法教育的稿件，大多是泥牛入海，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写作的酷爱。“失意不失志”“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些也正是少年时代，父亲一直教育我和大哥的，而他是终生的践行者。

1990年仲夏，父亲又从司法处调入政法委工作。父亲的自传《那年那些事》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政法历史：“1993年1月，我与地委、行署分管政法及政法几家的主要领导，到广东湛江参加三省区(粤桂琼)六地(玉林、北海、钦州、防城港、湛江、海口)第三届政法工作协作会议。之后，1996年3月，在玉林召开第六届协作会议，增加了三亚、阳江变成8地市。到1999年3月，又增加了贵港，再后来又增加了茂名市，叫做三省区十市政法工作协作会议。”作为一项跨省的政法联动工作机制，《法制日报》先后多次进行了跟踪报道，对这种交流模式、交流平台给予了高度评价。父亲也曾用这个事例教育我和大哥，“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未来，选择不一样的平台，结果可能截然不同”。报刊亦是如此，选对就好。

2000年，在《法制日报》创刊20周年之际，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专门为《法制日报》题词“宣传民主法制 促进长治久安”。此后，全国各类法制报刊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同年7月1日，由《广西法制报》《公安时报》《广西交通安全报》合并而成的《广西政法报》创刊，父亲兼任《广西政法报》玉林记者站的第一任站长。这个“头衔”并不好当，因为在那个年代，除了要统筹稿件，还要为征订报纸的任务数操心。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父亲骑着自行车，逐一到各个物流运输车队动员征订报刊的画面。不过，父亲很享受这样的付出，因为作为法治“麦田”的守望者，他拥有四季的春天。

2006年冬天，在父亲从玉林市委政法委退休3年后，我从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入市委政法委工作。在父亲战斗过的这方热土上，我感觉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此时的政法委，已经从过去的七八个人，增加到20多个人，与父亲同一时代的叔叔阿姨几乎全部退休。“熟悉”，是因为我所用的办公室竟然是当年父亲使用的，还有报架上那份再熟悉不过的《法制日报》。之后的好些年里，《法制日报》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习借鉴“他山之石”的重要路径。我也会像父亲当年一样，用剪刀把报纸上的好文章剪下来，贴在厚厚的本子上……那些年里，经常有人调侃我，“上阵父子兵”“子承父业”。的确神哉，在历经了父亲当年的各个岗位后，我于2013年深秋调到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工作。

2019年元旦，《法制日报》改版了。报纸增设了“法治政府”“政法聚焦”等专刊专版，推出了面向专业受众的高品质专版，创刊的目标、定位更清晰了，版式设计也更俊朗了，百姓对她的认可度更高了。也正是这一年，我从调研室主任的岗位调任至办公室主任。工作上的缘故，自然而然与法制日报社广西记者站的莫晓松站长、马艳等同志有了更多的交集。他们心系群众，深入一线，写出了不少好文章，反映了不少基层的声音。《法制日报》及辛勤的报社人默默耕耘，一丝不苟，传承和发扬着办报宗旨，培育和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把法律的利剑高高悬起，把法律的天平稳稳托起，把法律的知识播撒到神州大地。

2020年，父亲77岁、我44岁、《法制日报》40岁。40年，弹指一挥间。在岁月的长河里，无论是父亲、我，还是《法制日报》，就像三条紧密相连又倏然分开，到了某个点又紧紧贴在一起的线，我们都汲取着前辈的力量，不断前行，为法治中国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