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黄倩

　　提起中国著名电影编剧、作家王愿坚，相信许多读者都有深刻印象，他的许多作品被收入小学课本中，比如《党费》《灯光》《三人行》《七根火柴》《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真实地塑造了那个烽火年代的红军形象，影响了几代人。

　　靠自学走上写作之路

　　王愿坚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市相州镇，1944年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报社任编辑和记者。1952年，他调到《解放军文艺》工作。1956年至1966年，他参加回忆录《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1978年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被收入小学课本的文章外，王愿坚的小说代表作还有《粮食的故事》《普通劳动者》《足迹》《路标》《妈妈》《支队政委》《后代》《赶队》《珍贵的纪念品》《小游击队员》等等。1974年，他与陆柱国创作了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电影中塑造的潘东子形象至今被观众津津乐道，他参与创作的《万水千山》《四渡赤水》等电影也都脍炙人口。他善于刻画处在历史大环境背景下，个人信仰的心路历程以及个人选择在历史中的价值，他的许多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主题。

　　王愿坚并非专业作家，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谁也不曾想到，多部作品入选小学课本的王愿坚只有小学文化，全靠自学走上写作之路。

　　王愿坚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在京师大学堂读书，对几个孩子家教甚严，家里文化氛围很浓。小时候，他的哥哥姐姐上学回来给他讲学校的事情，长了很多见识，这种文化熏陶为他的文字功底打下良好基础。

　　1945年，王愿坚小学毕业，当时山东被日本人占领，不得不辍学。王愿坚的小女儿王小莹对笔者回忆了父亲经历的一件趣事：那时候，学生上学必须给日本国旗敬礼，不敬礼的学生就要挨揍。父亲小时候不愿敬礼，几个孩子把打人的板子扔到茅坑里泡了再晒干，这样板子一打就断了。后来家境困难，父亲15岁就不上学了，被送到了根据地。因为小学基础打得好，每天跟着部队行军打仗的同时，他一直坚持写日记、看书。每打下一个镇子，他都要去当地逛书店、找资料。有一次在济南一家书店，他突然找到了一本《辞源》，如获至宝。老板见他爱不释手，又见他是军人就想送给他。不过，父亲说，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最后老板只好收了他一块钱。之后，他就背着这本厚厚的《辞源》继续行军打仗。至今，这本《辞源》保存完好。

　　勤奋执着成就经典作品

　　据王小莹讲述，进入部队宣传队后，王愿坚自认条件不好，不会演也不会唱，于是开始学习写话剧。一次，他以在日本俘虏营帮厨经历写了一部独幕话剧，领导看后赞不绝口，这给他增添了极大的创作信心。之后，他又当编剧，又写快板，还被调去做新闻报道，慢慢走上了写作之路。

　　知道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王愿坚比别人更加勤奋。因他的哥哥姐姐在苏联留学，受到苏联文学影响很大。苏联文学作品中好人理想、追求公平、劳动人民幸福理念等，都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一直被称为“中国革命作家”，苏联文学对革命领袖的塑造也影响着他的创作理念。王小莹说，“父亲是个唯美的人，他的作品是理想境界下的文学表达”。

　　1934年至1937年，王愿坚从采访中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王小莹说，父亲自认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员，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对于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太需要让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者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其中，关于卢春兰的故事，令王小莹印象深刻。

　　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村里一名叫卢春兰的妇女组织各家腌咸菜，交给山上来的人带回去。但是，半路上经常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就会被发现。敌人集合全村村民，以杀戮相威胁，要查出组织者。这时，卢春兰主动站出来承认。这个故事原型，王愿坚很有兴趣，但要将故事变为小说，就需要进行扩充和改编。

　　对于初次创作小说的王愿坚来说，这着实难住了他。“我几次把稿纸铺到面前，却不得不再收拾起来，我写不出来。”王愿坚在谈写作经过时回忆道。后来，他想出了一条路：把自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融入红军故事，以此打通时代内外、融入情感，搭一座桥。他认为，不同的时代肯定有区别，但仍有相通之处。

　　顺着卢春兰的故事，王小莹继续对笔者讲述，父亲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被送到山东老乡家里当“儿子”做掩护，所在的大娘家里有一个小妹妹。一次敌人扫荡后，粮食被敌人喂了马。大家都饿了，大娘找出两窝头给王愿坚吃，自己带着小妹妹往里屋走。等王愿坚快吃完的时候，忽然听到哭声。他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娘把花生壳咬碎后抹在小妹妹的嘴巴上。看到这一幕，王愿坚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这窝头应该给小妹妹吃。但大娘却对他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就不怕没吃的。”这一经历，便成为《党费》的其中一个情节——咬碎的花生壳变成小说中孩子想吃的咸菜。

　　将亲眼所见融入进去，王愿坚觉得“故事一下子变得有了生命”。他找到了写作的窍门：“材料已经不再是听来的故事，一定要写下来。”谁也没想到，这篇处女作日后成为时代经典。

　　就这样，王愿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之路，多部经典小说相继问世。据他的妻子翁亚尼回忆，王愿坚是个勤奋的人，他深入革命根据地，几次重走长征路，访问当地群众和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多年来，他还采访了100多位第一次授衔的老将军和九位元帅。每到一处，凡有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必去参观，只要看到红军题材的历史资料都会记录。正是这样的勤奋与执着，成就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王愿坚和妻子翁亚尼相识于《麓水报》，两人在最美好的年华一见钟情，1952年结为百年之好，携手走过了30多年风风雨雨。对于丈夫的创作经历，翁亚尼说:“自己一觉醒来，常看到丈夫在灯下奋笔疾书。”。

　　敬字为先，敬人敬业

　　1982年，王愿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在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时，凑巧碰到警卫员进来送参汤。因为老领导说汤凉了，警卫员就顺手泼在了外面的地上。看到这一幕，王愿坚心里久久不能忘怀，很不是滋味。他说：“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就多了，但是人不能只补不泻(卸)，现在是该泻一泻了。”这个故事后来被广泛传播，成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由来。

　　王愿坚成名后，一直坚持写作。在他心中始终有一盏不灭的灯，照亮了几十年的创作道路。调入八一厂后，他从小说创作扩展到剧本创作，其中的经典作品是1983年的《四渡赤水》。作品塑造了红军时代具有雄才大略、平易近人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动人形象，真实地再现了革命领袖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的指挥艺术。

　　创作《四渡赤水》时，因为时间有限，王愿坚只能晚上下班后进行写作。该剧本由4位作者参与创作，据翁亚尼回忆，这个剧本一写就是8年。最终，该片成为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4年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特别奖。

　　除剧本之外，王愿坚还从事文学评论。陆柱国评价:“其引人入胜之程度，可以和他的小说媲美，甚至还有所超越。”

　　王愿坚的创作态度严苛，但对身边的人却充满慈爱。他脾气温和、待人随和，常常教育孩子和他的学生说“你要挖井，把水挖出来，如果挖一米深的井挖了10口，不如挖一口10米深的井，这样才能挖出水来”。

　　王小莹回忆父亲说，他永远以敬字为先，对外人、家人都很尊敬，人缘非常好。在1980年发表的《人·人性·人情》一文中，他写道:“文艺要写人性人情，这不是奥秘，而是常识。懂得这个常识，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王小莹表示，父亲生在红色摇篮里，一生勤奋上进、乐于助人，志向高远、信仰坚定。

　　王愿坚曾表示，他要写尽“红军英雄志”。但岁月无情，他构思多年的红军长征上、中、下三部曲成为生命尽头的遗憾。1989年底，王愿坚被查出肺癌，于1991年1月25日去世。他的大女儿王小京是医生，陪父亲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王小京一直记得，在去世前一天，王愿坚还想坚持参加作家周大新的笔会，无奈当天再度发烧，迷糊中他忽然讲出一句话：“要写出性格的呐喊。”第二天，他离开了人世，享年62岁。

　　王愿坚曾说过：“为革命而写作，是我神圣的使命;为革命创作而不断改善自己、加强自己，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他始终以对党的初心，融入艺术人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爱和赞颂。

　　(责编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