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楠特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合理确定范围和力度，建立失信等级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与金融机构等单位的衔接联动，推动修复结果互享互认，受到广泛关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失信惩戒制度的适用范围从司法领域逐渐拓展到各个行业领域，“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威慑力持续释放，有力倒逼各类经营主体绷紧“守信弦”。以司法领域为例，数据显示，自2013年10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有1710万人次迫于信用惩戒和限制消费压力，自觉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失信惩戒绝非“一棍子打死”的惩罚，而是以制度约束唤醒诚信意识，让失信主体在“受限”中反思，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信用修复机制正是为这些主体开辟的“改过通道”，帮助经营主体“擦掉”信用污点，为其重返市场、重拾发展机遇铺路，给“诚实而不幸”者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现实中，经营主体失信原因复杂多元，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影响。从司法执行工作看，不同主体的失信情形差异显著：有的是故意逃避债务，有的是改过意愿强烈但受外部因素影响一时“无能为力”或“造血不足”，有的则消极应付等。面对这些差异，如何精准判断“该不该列入失信名单”“何时列入”“执行措施如何调整”？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被执行人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营商环境优化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对司法机关来说，唯有持续强化“失信”与“失能”的区分工作，不断提升失信惩戒工作的靶向性、精准度与便捷性，才能让制度既不失刚性，又饱含善意。

今年5月20日起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要求健全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制度，一方面，实施失信惩戒需依照法律法规，结合失信行为的事实、性质、轻重程度采取适度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若已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且符合修复条件，可依法提出信用修复申请。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意见》，正是对法律要求的“细化落地”—— 无论是失信等级动态调整，还是跨部门修复结果互认，每一项举措都在为民营经济发展筑牢信用“防护网”，也让司法领域的信用治理体系更完善。

从国家层面看，信用修复制度的顶层设计正不断健全。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从统一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完善失信信息分类标准、明确信用修复申请渠道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各地也纷纷跟进，推出“接地气”的举措，例如，上海市出台有关方案明确提出，全面实施行政处罚决定书与信用修复提示函“两书同达”，帮助企业及时启动信用修复；山西省聚焦经营主体在信用修复中的痛点难点，推出针对性优化措施；云南省不断优化信用修复流程，大力推行信用修复“零见面”“零跑腿”全程电子化······这些举措都在有效提升信用修复的效率与便捷性，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政策温度，传递出助经营主体重塑良好信用的鲜明导向。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当前，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围绕信用建设的制度机制正加速健全完善。相信随着相关制度机制的落地见效，讲诚信、重诚信、守诚信的社会氛围将愈发浓厚。经营主体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也将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激发创新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审核｜惠宁宁 王婧 渠洋

校对｜白馗 张雪慧 张波

来源｜《法人》杂志2025年09月总第2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