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韩茂莉

编者按：

7月下旬，罕见特大暴雨侵袭了河南并引发洪灾，由此造成的城市内涝、交通瘫痪等问题给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扰。这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历史上，因黄河改道所引发的洪水，曾给北方人们带来的伤痛。

黄河承载着文明，也孕育了灾难，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灾难的常用之词。来自黄河的洪水，三年两决口，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是中国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大灾大难。然而，对于整条黄河而言，虽然上中游地区也存在水灾，但“善淤、善决、善徙”的典型特征河段却是在下游。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也有说是5次)重大改道。尽管对于历史时期黄河重大改道次数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并不影响一个事实，即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从“频繁改道”到“大河故渎”

黄河下游进入平原地区，与所有平原河道失去地形束缚呈现的特征一样，频繁改道，四处漫溢。如下图所示，当视线落在这幅地图上，不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却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均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

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却没有人类驻足于此，而阻碍人类居留的原因则在于黄河。那时的黄河行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每当汛期河道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成泽，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这一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就仅能掌握的信息来看，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历史冲淡了痕迹，但远古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 ，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

西汉时期，“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 ，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 “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至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

地上河与险工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时期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

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并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等。

从“泛滥50年”到“入泗夺淮”

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年)，这一时段黄河下游河道从平静走向动荡。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五十余年，至69年在王景主持下进行了河道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河水泛滥，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祖坟被淹之难，于是王莽不主张堵口。东汉初，王景主持下形成的新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分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至今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从利津入海。这条河道的出现，也被视作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改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自此开启了下游河道第三次大改道的历程。黄河下游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不只一条，基本有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

自1048年，在以后的几十年内，黄河下游河道频繁决口，每两三年即有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1128年，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后人称为南宋。由于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工决堤。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河水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河水流向东南，经濮阳、东明、鄄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以水当兵”没有挡住金人南下，却导致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

第四次大改道形成的两条河道，均具有入泗夺淮的流向特点，两条河道各自承担了黄河部分水量，其中旧河道占总水量2/5，新河道占3/5。这一次改道的决口与泛滥之地，在宋金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长期保持多股并存。

从“人为决口”到“固定河道”

元代至清朝中期(13世纪中叶~1854年)，黄河下游处于河道最为紊乱时期，就总体流路而言以夺淮为主，但黄河水侵夺范围远远超过此前，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此次改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五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从黄河下游第三次到第五次大改道，河水已经从太行山东麓摆动到黄淮平原西缘，在华北平原上整整绕行了一个巨大的扇形地带。

元代黄河下游长期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针对堤防残破，决溢不断的现象，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他河口的同时，一条经今封丘南、开封北，穿行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过夏邑、砀山之间，经萧县北，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贾鲁河的治理尚称成功，不但短暂地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如果说元代的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明清两代黄河下游河道依然复杂多变。 清咸丰五年至今(1855年~今)，黄河泥沙含量之高，居于世界河流之冠。

“束水攻沙”并没有根本解决泥沙淤积，从潘季驯治河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下游在这条水道上已经流淌了200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为两支，这两股三支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这次改道结束了七百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这次改道也被视为第六次大改道。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初，下游河道并不稳定，直至光绪年间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光绪十年(1884年)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此后的历史，黄河下游仍然不断自然决口，也于1938年日本军队南侵、1947年国共对峙，经历当局政府两次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但最终堵住决口，河道依然维持原有流向。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历程，让我们不由想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典故，成败均系一人身，这条大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却也将两岸生灵屡屡推向灾难之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经授权节选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责编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