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银昕

“春节不放烟花爆竹，总感觉缺了点年味。”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淼是一位烟花爱好者。看着烟花在空中燃爆，几秒钟的时间里定格成某种图案，照亮夜空，是他最享受的时刻。“爆竹声中一岁除”，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庆祝春节的传统形式。然而，多年来，由于人身安全、消防隐患、空气污染等原因，全国各地不断调整对于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在尊重传统习俗和现代城市发展之间权衡。

春节临近，对于燃放烟花爆竹是“禁”还是“限”，再次引起人们关注。近日，多地发布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如辽宁大连、山东东营、上海等城市2023年春节期间在规定时间或规定地点允许放烟花；北京、四川成都等城市规定，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禁改限”辗转十年回到原点

在古老的传说中，“年”是一个怪物，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但怕红色和吵闹的声音。有了这两样东西，“年”就不敢兴风作浪，人们就能安然度日。于是，每逢早春将至，华夏民族便有了贴春联，放爆竹的习俗，称之为“过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燃放烟花爆竹导致事故频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民间习俗。

1993年是个转折点。这年春节，北京全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544人，比上一年骤增54.5%，其中5人被摘除眼球。春节刚过，北京市政府就收到231封市民来信，强烈要求禁放烟花爆竹。随后的北京市两会上，有209位市人大代表提出17件议案和建议，99位市政协委员提出28件提案，要求立法禁放。市政府随即成立班子起草法规。当年7月，《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多数市民赞成禁放；10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明确规定当时的城八区为禁放区，远郊区县由各区县政府自行决定。

然而，传统习俗的强大惯性没能因一纸规定销声匿迹，加上非法生产企业和销售渠道的存在，元旦和春节期间私自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屡禁不止。有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强行封堵效果不佳，提出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允许春节期间燃放，也有人从保护传统文化习俗的角度，提出“禁改限”的建议。2002年至2005年，有162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17件议案和建议，呼吁修改“禁放令”；2003年，这项工作被列入北京市立法规划，经过两年多的听证、调研，“禁改限”于2005年9月表决通过。随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城市也陆续实行“禁改限”。一年之内，全国约有170多个城市由禁放改为限制燃放。

2006年春节期间，北京市五环内再现焰火满天的盛况。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张淼，跟着家人一起重温了父辈记忆中的烟花盛宴。“从年三十到初五，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外面放烟花。”谈起过往的记忆，张淼满脸笑容，仿佛又回到那些烟花绽放的夜晚。

此后，随着环境污染空气质量逐年下降，人们对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担忧加重。

有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春节期间空气重污染天数在2至4天之间，除夕、初一、正月十五这3天PM2.5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全年平均浓度。随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开向社会征求修订意见，在收到的814条意见建议中，支持禁放的意见占83.1%。

2017年，修改后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将五环内地区重新划为禁放区，五环外则由各区政府自行决定。全国多地也开始收紧“禁改限”政策：上海在2016年就将禁放区扩展至外环路以内，天津在2017年一改在全城设立限放区和禁放区的做法，开始施行外环线以内全域禁放的规定，西安则从2018年12月1日起，将城六区全域划为禁放区域。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官方网站文章称：截至2018年1月底，全国共有803个城市划定禁放区域，同比提高81%，其中有京津沪3个直辖市，还有16个省会城市，153个地级市和631个县（市）。

之后，北京市五环外各区政府不断扩大各自行政区内的禁放区。2020年，大兴区全域禁放；2021年，石景山和顺义两区全域禁放，2022年、2023年，北京市全域禁放。

烟花销售墙内开花墙外香

政策的放开与收紧，直接影响烟花的市场销售。

“禁改限”后，一家名为熊猫烟花的企业几乎占据了北京地区的烟花销售市场，每逢春节期间，带有“熊猫烟花”字样的临时帐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2006年春节期间，熊猫烟花在北京市场销量超过13万箱；2011年春节前，熊猫烟花对北京市场供货量达到35万箱。除了熊猫烟花，北京烟花鞭炮公司在2006年春节后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春节期间销售收入为5500万元。

那些年，烟花爆竹经营摊主收入也很可观。李刚是某烟花公司授权的特许经营者，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租摊位卖烟花。他告诉记者，烟花公司提供不同金额的“套餐”，“我申请的是5万元的套餐，全部产品由烟花公司配送，我们通过安监部门考核后上岗。”销售高峰主要在除夕、初五和正月十五这三天，正月十五是最后的机会。“卖的最多时还是除夕前，有一年除夕一天就卖了几万块钱。”

随着人们对空气质量的重视，烟花销售进入下行拐点。2014年，熊猫烟花实控人赵伟平预计，2015年的销量将比2014年下降30%。熊猫烟花也从此开始转向金融领域，开辟第二战场。据统计，2015年北京全市烟花销售摊位数量降低了20%，只有940余家，这也是10年间首次跌破1000家。

李刚记忆中，拐点发生在2012年。这一年北京雾霾天气增多，大众对空气污染难以忍受，人们对在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意愿明显降低，市场需求骤减，“销售额下降了三成左右，我觉得收益不大，就退出不做了。”更大的转折点则是2018年，“2017年12月北京规定五环内又不让燃放了，我认识的大多数同行从2018年春节开始就不再卖烟花了。”

记者尝试联系数年前占领北京烟花爆竹市场的熊猫、逗逗和燕龙三家烟花公司，除已明确转型的熊猫烟花外，另外两家已无消息。

根据“世界烟花爆竹之都”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的数据，2022年1月至9月，该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159.7亿元，仅比2015年增长0.5%；国内销售额89亿元，比2015年还降了11.46%。

相比之下，国外政策愈加宽松的趋势，使烟花销售市场走高。

2022年11月20日晚，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焰火秀环节，那些在350米高空，绽放花朵直径达到200多米的烟花，是产自中国江西萍乡上栗桐木镇的一家烟花生产企业。

美国2020年进口烟花总数为3.7亿美元，其中3.57亿美元的烟花来自中国。根据美国烟花协会的数据，全美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烟花75%产自中国，个人燃放的烟花则98%来自中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322901吨，金额累计8.0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9.2%和16.5%。亚洲、北美和许多西方国家是我国烟花爆竹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则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中国烟花爆竹出口金额超过10亿美元，突破2018年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创下新的出口纪录。

国际市场成为中国烟花产业新大陆。

传统文化与环保如何兼顾

在烟花起起落落的过程中，始终有人坚定维护传统民俗。作为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中仅有的两名中国专家之一，原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乌丙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鞭炮是不可替代的”。

支持有限度放开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上海市消防局防火部副部长顾金龙曾对媒体表示，当年严格禁放的结果，是“禁一漏万”，后来上海烟花实行4道质检关，商家必须持证销售，安全常识宣传送抵社区，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烟花爆竹售卖行为等措施，燃放烟花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除了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记者了解到，烟花爆竹燃烧时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释放出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各种金属、非金属氧化物，并产生大量烟尘颗粒。在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一般情况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污染物1到2天才可清除；但在风力弱、出现逆温、湿度高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这些污染物会持续在近地面积累并发生化学反应，甚至形成持续多日的重污染。

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参与过北京奥运会焰火表演的熊猫烟花公司，从奥运会闭幕后便开始研究环保烟花，到2014年北京APEC会议及澳门回归纪念活动时，熊猫烟花燃放的已经是采用无硫发射技术的焰火。紧接着，该公司在2015年春节期间推出“APEC系列环保烟花”产品。这一年熊猫烟花公司向北京共发货15万箱左右，其中环保型产品占比七成。

但是，由于“伪环保”烟花占据市场，且售价相对较高，消费者对于贴着绿色环保的烟花并不十分信任，加上有关政策的限制，依然没能挡住烟花爆竹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下行趋势。

同时，有人在监管方面提出建议。“不能用‘主城区禁燃’的办法一刀切了之。”2023年1月11日，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葛继宏向浙江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在浙江全省范围内有限制地燃放烟花爆竹的建议。葛继宏认为，应以社区为单位，在辖区内选取合适的地区，如空旷的操场、广场、运河边的空地等作为“烟花广场”，市民可在指定的时间段内、就近选择“烟花广场”进行燃放，燃放后主动清理垃圾；他还建议，有关部门可对上市销售的烟花爆竹赋“安全健康码”，做到全流程可追溯。

责编｜惠宁宁

编审｜崔晓林

校对｜张 波 张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