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岳雷 见习记者 李辽

当智能合约审查、合同起草时间大幅压缩，当几分钟内可以检索上百万个关联案例，AI带来的这场变革不仅关乎效率跃迁，更将重塑律师行业的价值链条与生存法则。AI将如何改变行业格局，律师的核心价值将走向何方？近日，多位资深律师、专家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法人》记者的采访。

AI成为提效工具

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一位律师都有类似的表示，“AI的触角已渗透至律师执业的每一个环节。”对于经常使用AI的他们来说，AI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合规委员会副主任苟博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在接到客户委托后，起草协议、章程等法律文书是律师繁忙工作的‘大头’，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而且，这些文书标准化程度高，起草起来特别枯燥，还容易因为疏忽出现失误。”

▲AI大模型已经成为毕强处理法律事务的重要工具。图为毕强利用DeepSeek进行工作。受访者供图

但现在借助先进的AI大模型，可高效解决这一难题。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强对此深有感触，“以前起草一个标准合同模板初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而现在AI可在数分钟内生成，还能对关键的法律风险条款作出提示。2024年9月，我们团队把专门起草审核合同的助理，由3人缩减至1人。”

在办案过程中，律师需要搜索和整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过去，律师在研究案例时，需要依靠经验积累，人工查阅数据库或纸质资料，效率低、范围窄、精细度也不够，但AI对其作出了改变，能快速为律师提供全面的法律依据。毕强如今经常使用AIGC工具进行检索，“可减少人为的遗漏或偏差，处理案件更加科学和精准。”

不仅如此，对于律师来说，在短时间内找到与所办案件相似的案例，了解法院的判决思路和倾向十分重要。“大模型可以在几分钟内检索数百万个案例，并通过关联分析，精准推送相似判例，还能推送裁判要旨、法律依据、量刑标准等信息。”据他观察，身边很多律师也习惯于用大模型做辅助工作。

从“单兵作战”到“人机协同”，每一位律师都成为数字法治生态的节点。律兜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创始人金为铠称，目前律兜产品已经将AI和自有数据库进行融合，可为企业、政府治理提供风险预警。“目前，有七八千名律师使用律兜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服务。”

据公开报道，广州多家律师团队与科技公司共同打造智能执法管理系统，有的通过智能文书系统有效降低90%以上的文书工作；有的打造了“资产堡垒”知识管理系统，实现了50万+法律文档智能索引；有的自主开发“小律同学&法律AI问答”，通过接入DeepSeek，利用其推理能力加自有数据库形成智能问答系统，累计使用超10万人次；有的搭建“网络法精灵”，开发法律文书自动生成、网络法合规咨询等核心功能，方案制定时效提升25%······

行业生态重新构建

不止于生产力的提升，AI技术对律师行业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行业生态结构的重塑。

一些大型律所已经凭借雄厚的资源优势，率先开启了对AI的转型探索。据了解，盈科已经与法律科技企业iCourt展开深度合作，为全体超17000名律师开通AlphaGPT法律AI产品的试用权限；中伦也与科技公司合作，打造出了3D数字人，以全新的交互形态链接客户。

“通过建立自己的AI系统，大律所可以自动化地承接大量低复杂度、高标准化的法律服务，如简单合同审查、基础法律咨询、尽职调查等，使律所实现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毕强称，“对于大律所来说，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释放大量人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专业性和高附加值的服务领域中，例如跨境业务、疑难复杂的诉讼与仲裁、政策合规咨询等。”

精品小律所受资源与规模限制，难以像大律所那样在AI上大量投入，但借助目前一些前沿的大模型工具，如DeepSeek，精品小律所也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以往需要传统律师团队协作完成的工作量，如今单人借助大模型就可以高效应对，小微律所将来可以更灵活高效地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更细分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苟博程介绍说，一些知识产权律所通过AI自动化处理商标检索和侵权分析等繁琐工作，而律师更专注诉讼策略制定，使案件处理周期大大缩短。

除了业务结构调整、律所经营模式转型，行业竞争的新格局也已形成。一些AI法律服务系统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客户不论白天、深夜，无论身处何处，都能随时通过网页、APP等终端咨询合同条款、劳动纠纷等常见法律问题。“低成本的标准化法律咨询服务逐渐被AI自动化工具替代，推动法律服务从单次付费走向订阅制。”合规信息化专家汪承昊介绍，“某些平台推出的AI法律顾问，年费仅为传统律所费用的10%。这种订阅制服务模式降低了客户的成本，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

重新锚定律师价值

律师行业的竞争焦点正从传统的经验积累转向数据资产竞争。“拥有丰富、高质量法律数据的律所，可以凭借海量数据资源，快速定位相似案例，精准预测案件走向，为客户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法律分析与诉讼策略建议，这样更容易赢得客户信任，吸引更多业务。”苟博程认为，相比之下，缺乏数据资产支撑的律所，在案件处理效率、服务质量上会处于劣势。

当AI深度介入律师行业，律师的价值需要重新锚定。“过去，律师核心能力聚焦于法律专业知识储备与案件处理经验，而在AI时代，除了要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律师还必须掌握AI技术应用技能，理解算法的逻辑，具备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苟博程说。

面对来势汹汹的AI，律师会不会失业？苟博程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律师的“软实力”愈发重要，如与客户深度沟通、建立信任关系，在复杂法律情境下提供人性化、情感化、专业化的服务，这些能力将成为律师在新竞争格局下的关键价值，也是AI的“软肋”。

金为铠也有类似的观点：“虽然AI神通广大，但无法完全替代律师，它只能完成律师的一部分工作。”

“律师的核心能力将从知识储备转向人机协同智慧。”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认为，AI对法律行业更深的影响还是人机协同与分工，这意味着律师的日常工作流都将重新拆分和重组。“有些规则清晰、简单的工作可能完全交给AI，例如信息的提取和转化；有些具有复合性的工作需要人机协同，例如条款翻译；还有一些工作只能由律师完成，例如复杂的说理。而工作流的变化不仅要求律师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也向律师对技术本身的理解能力提出挑战。”

长期来看，他认为，如果AI普遍落地，如何培养入门级的法律人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AI既然可以高效完成初级工作，错误率也比人少，之前那种从简单工作入手、逐渐通过经验积累的法律人才培养路径需要重新改写。”

偏见幻觉带来挑战

算法歧视是AI应用中的潜在风险。由于训练数据来源、标注方式等因素影响，AI模型可能在无意识出现数据偏差，导致输出结果带有偏见。同时，历史数据中的部分倾向可能被算法放大，导致不公平建议诞生。苟博程表示，在处理涉及特定性别、种族群体的法律案件时，AI给出的分析与建议可能因数据偏见而有失偏颇。

歧视性结果或偏见，都可能引发不可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他认为，律所应该建立完善检测机制，定期对AI法律工具进行偏见检测并清洗、标注、训练数据。

汪承昊则提到了对多元数据集的使用，“通过使用多元化数据集，可以减少AI工具的偏见，使其更具普适性和包容性，这也是AI产品开发商应该长期关注的问题”。

AI技术虽然显著提升了法律文书处理效率，但其伴生的“模型幻觉”也成为律师实务中的新型风险源。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冯韵钤律师坦言，他在大模型的使用中频繁遭遇AI生成内容的“陷阱”——看似逻辑完整的案例分析中嵌入虚构的判例，标注明确的引用原文却导向一些无关联的文本。“这导致律师要耗费额外时间进行核验，反而影响工作效率。”目前看起来，解决模型幻觉问题是长期复杂的工程。

AI生成文书在证据效力的认定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因其生成过程由算法驱动，缺乏传统文书的“人为主观性”，其有效性和证明力在司法实践中尚无定论。“为解决这一争议，司法机关需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AI生成文书证据的效力认定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指引。”汪承昊说。

苟博程建议，未来律协应该对提供AI法律服务的律所、律师进行标准化审核，从专业能力、技术水平、伦理合规等维度考察，只有通过认证的主体，才具备开展AI相关法律服务资格，从源头上规范行业行为。

责编｜白 馗

校对｜张 波 张雪慧

编审｜渠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