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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2017-10-21 11:10:58  来源:法人网  评论:0

法制日报·法人网讯:当前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领域存在一项暂新课题和困难挑战: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政策实践

当前我国国企公司治理领域存在一项暂新课题和困难挑战: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该国企公司治理的实践课题源自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该《意见》指出:“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随后,201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2015年9月23日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2015年10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国办发[2015]79号),以及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强化“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直接目的是以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为切入点,将党对国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内嵌于公司治理结构,在国企领域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国企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国企落实“深改”任务。该项政策的提出和实践探索,在国企公司治理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实质上意味着以往国企中有关党企业系的指导方针发生重大调整:“党企分开”让位与“党企融合”。

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和相关制度源起西方,正式引入我国不过才二十余年时间。就我国当前公司治理的理论、制度及其实践情况看,其成熟度和充分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西方公司治理学说和实践看,“把加强党(执政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统一起来”的提法“闻所未闻”,“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则更是“惊世骇俗”。那么,在国企领域落实该项政策,是否意味着现代公司治理的制度性颠覆和创新呢?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是否会成为政党智慧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新贡献呢?如何从理论基础、制度架构和实践运作中落实该项政策呢?这些问题均是国企治理和改革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实践:初步探索的特点和所暴露的问题

近两年以来,在国企公司治理实践领域出现了一些案例,比较直观反映了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初期探索过程中的特点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试以近期发生的两个典型案例比较说明如下。

案例一:2016年6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汽轿车”,股票代码“000800”)经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在该公司《章程》中,增加了“第八章党建工作”相关内容,主要包括三节,分别规定了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公司党委职权和公司纪委职权以及职数等。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章程》第155条规定:“公司党委对董事会、经管会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述案例表明,该公司已经初步将党的组织机构、党委和纪委工作职责等内容纳入公司章程,可以认为是落实“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的重要举措。考虑到该公司具有国企和上市公司双重身份,地位特殊,此次章程修改能够获得股东大会通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章程中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经受了公开市场检验,具有现实可行性。

案例二:2017年1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某上市公司公开发布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指出:该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通过。该项议案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省级地方党委和国资委的相关要求,在公司章程中加入有关党委和党建相关章节。因该议案未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未通过。

该议案表决未获通过的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推测其中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就国企中的上市公司而言,其在章程中规定党的组织机构和党委纪委工作职责等内容,将国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中,还不能完全得到绝大多数社会大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完全理解和赞同;二是可能存在该上市公司对议案的解释说明工作不充分,会议组织工作不到位,对议案内容的解释说明未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投票权的认可等客观原因。但是,如果只是分析到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好像并未能揭示问题的实质。

首先,倘若该议案的精神和内容构成社会通识,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得到广泛理解和支持,即便是前期沟通、解释和会议组织工作中存在瑕疵,通常不至于影响多数股东表决通过该议案。分析表决结果,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同意该议案的表决票接近通过该议案所需的2/3,只差4.5%左右的同意票比例;二是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中,反对票比例在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占比高达91%。考虑到该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且主要集中在国有投资主体及其关系人手中,因此不难判断,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社会“散户”。虽然反对票持股比例并不高,但其个体数量庞大。该特征非常重要,这说明多数社会“散户”对该议案并不是简单持排斥态度,而是明确持反对态度,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投出弃权票即可,没有必要投反对票。很明显,在这个案例中,社会投资者未能充分理解和支持明确国企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政策。

其次,是否通过加强投票前期的宣传、解释和说明工作,加大投票组织工作力度,就能够保障上述议案获得通过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加强会议组织和宣传解释工作,可能的确有利于该议案获得通过。但是,考虑到该公司是上市公司,其股东大会的召开需要遵循系列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履行妥当的法定程序,而且,该公司公告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该股东大会的会议组织工作符合规范性要求,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地方,即该次股东大会的组织工作符合法定常规标准。那么,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该公司进一步加强会议前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否会造成对股东和社会公众的“不当影响”,乃至“强制”和“胁迫”,从而触发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规则和问责机制呢?显然,将议案未获通过的原因归结为公司在会议前的宣传解释和组织工作存在瑕疵,从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监管角度看,从合法合规性角度看,是难以成立的。

思考:协调制度创新的理想和现实

类似案例,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尚未公开的,还有很多,并在持续产生过程中。截止2017年8月中旬,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总市值超过6万亿人民币的30多家上市国企将类似内容写入章程。之所以选择上述两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具有较好的比较基础:都是大中型国企,都是上市公司,其章程修改的内容基本相同,其章程修改行为都需要接受公开市场检验。但是,上述两个案例的结果完全不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不能简单化从表决结果不同,推导出两个公司在会议组织工作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议案内容本身。至少可以说明,还需加强工作,才能确保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一政策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理解和广泛支持。

根据一些国际性媒体的披露,国际资本市场基金经理和独立投资人已经公开表明对该政策表示困惑,域外资本市场监管当局也对该政策表示了或多或少的担忧,并保持高度关注。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需要对该项政策的实施作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分析和论证。

当然,因为上述只分析了两个案例样本,所揭示的问题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随着分析样本的增加和分析角度的拓展,结论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是,由于当前处在政策实施探索初期,两个上市公司案例对比,还是具有相当参考意义的。

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课题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政策中所体现的思想本身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构建是否妥当,在此方面,党和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已经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供了相关论述,提出了相关要求。第二,国企党组织融入既有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和方法,即在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中,加入党组织后,如何实现公司治理机关之间在权责内容和协调分工方面平滑衔接,如何确保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和谐共荣。

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政策,从既有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模式来看,无论在法律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具体技术操作层面,均面临“巨大挑战”,可谓是对传统公司治理结构“重大突破”。然而,从中央政策层面来看,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成果。所以,业界甚至有人认为,随着该政策推进落地,极可能超越西方公司治理体系,实现颠覆性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一种崭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并为全球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从政策的当前立意和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两个不同角度来评估,其间的“鸿沟”较大,政策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也较大,能否通过具体实践和理论创新落实该项政策,考验的是解决难题的智慧。

  稿件编审:贾宝元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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