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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我们整装出发! 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总编辑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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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激荡七十年

◎ 文 吕玥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在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变幻的《激荡三十年》中,财经作家吴晓波用这样的恢弘开场,提炼了一个时代的变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普通人感知到的或许是街道更宽阔、家庭更富裕、城市更繁华,但更多的变革在超越普通人认知范畴外的地方发生,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农业从“靠天吃饭”发展为多种农产品产量持续位列“世界第一”。

工业从部门单一落后发展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带动全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商业经济是观察时代变迁的最佳窗口,它们不只是绚丽的富豪成长史,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你能看到时代趋势对普通个体造就的机遇与挑战。

农民企业家撞开经济发展的裂缝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浙江萧山区宁围镇的14岁辍学青年鲁冠球,办过米面加工厂、修过自行车、开过铁匠铺,直到1969年等到了准许开农机修配厂的国家文件。但创业之路并不轻松,由于没有原材料,也没有买卖产品的指标,鲁冠球只能从废料站收废铁,购买码头上没人要的军工废角料,使用做大炮剩下的材料,制作成种地用的犁刀。

鲁冠球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新旧体制过渡的缝隙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80年代,鲁冠球的农机修配厂更名为杭州万向节厂,主要业务从生产农用设备转变为汽车零配件的万向,创造了乡镇企业多个“第一”的纪录。此时的鲁冠球也成为《半月谈》评出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几年后更是作为中国乡镇企业家代表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人物。鲁冠球大概也没有预料到,由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乡镇作坊,日后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和鲁冠球一样想要把握时代脉搏的,还有地处内陆巴蜀之地的刘永好四兄弟。

刘家四兄弟境况比鲁冠球要好得多,他们四兄弟都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工作,可以说他们事业的起点就是鲁冠球从小想要实现的人生梦想。在无线电技术刚出现不久时,他们就试着组装收音机、电视机,后来仅靠兄弟四人就装出了成都市第一台个人组装电视机。后来,刘家四兄弟又从种蔬菜、养猪、养鸡到养鹌鹑,一路将四川新津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之后又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

在80年代后期,刘家四兄弟果断投入数百万科研经费和置地资金,用两年多时间反复试验筛选,自行研发出可与泰国“正大”饲料相媲美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每吨价格还比泰国饲料低60元,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面,新希望规模随之快速壮大。

同一时期的还有出生于福建的曹德旺。15岁起曹德旺就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买卖,直到30岁时承包下了自己打工的这家年年亏损的乡镇玻璃小厂,并将主业转向生产汽车玻璃,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福耀不仅拿下国内70%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成功进入国际汽车玻璃配套市场,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厂商。

从江浙沿海到川渝内陆,鲁冠球、刘永好、曹德旺这三位成长环境差异极大、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在时代的潮水中,奋力拼搏、一马当先、建立事业、打开局面。

由农入商,这是时代赋予有胆识、有想法、肯吃苦的农民阶级的一次致富机遇。而前辈企业家们的大胆尝试,也撞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缝隙。

走进黄金时代的第二批企业家

乡镇企业家们拉开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序幕,在第一波浪潮涌起后,很快,时代为更多人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机会,第二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更多普通人的命运被改变。

出身交通系统的王石,1983年通过倒卖玉米在深圳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然后办起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迅速聚集起自己的原始积累;1987年,深圳会堂举行了一场国土有偿使用权拍卖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拍”。第二年,王石就参与到了拍卖会中,并以2000万元的价格拍得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土地,从此正式踏入房地产行业。

在王石看来,从做贸易转变为房地产的逻辑非常简单:当时最有前途的行业,一是快速走进普通人家的家电,二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必定会非常大的房地产。因为拿不到家电进口指标,房地产就是最好的选择。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倒爷”这一人群,但并不是谁去做都能和王石一样顺风顺水。

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出走的柳传志在一次彩电倒卖中碰到骗局,被骗14万,彼时,以他每月105元的工资补上14万的窟窿需要100多年。但所幸柳传志有知识,也有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坚实后盾。在经历被骗、在中关村摆地摊等各种逆境后,柳传志获得了中科院的一笔电脑验收、培训、维护业务,赚到了总价值70万元的第一桶金。

通过这项业务,柳传志顺利和IBM搭上了线,为IBM做销售代理成为联想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再后来,计算机专家倪光南的加盟为柳传志和公司指明了新方向,他研发的联想I型汉卡不仅卖出数百万,也将联想带上了影响全国乃至全球的高速路。

从事房地产行业的王石,与从事高科技产业的柳传志,一南一北,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影响“下海”创业的企业家,被称为“84派”。

“84派”企业家主要由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掌握高新技术的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者,多具有草莽气息,是政策还没一路亮起绿灯就大胆走在路上的人。他们大多受益于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80年代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这代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84派”中,以“砸冰箱”事件影响几代人的张瑞敏是不得不提的代表人物。他将一家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青岛电冰箱总厂,发展成为中国家电业第一个工业园——青岛海尔工业园。张瑞敏也是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案例被选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

抓住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机遇,“84派”从无到有,很好地把握了中国短缺经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强势扩张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尽管时代变幻,曾经引领中国商业发展的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已经风光不再,但对于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

现代企业的试水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当时,“倒爷”云集、经济过热、物价失控、全民经商的大背景,让所有人犹疑不安,邓小平讲话给经济特区,甚至是给全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徘徊不前的十字路口处,邓小平喊出了继续前进的号令。

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武大毕业的陈东升,在这一年离开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辖的《管理世界》杂志社,一头扎入商海。那一年,和陈东升一样从体制内出来的人相当多,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1992 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陈东升将自己和这一批人称为“92派”。

下海后的陈东升在多个赛道快速布局:1993年创立第一个全国性的股份拍卖公司“中国嘉德”,1994年和弟弟陈平一起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物流和快递企业之一“宅急送”,1996年创立“泰康保险”。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半年后,他的湖北老乡、大学同学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刚满25岁的郭广昌则和同学梁信军一起,注册了公司,做起了咨询生意。多年之后,谈到当初下海创业,郭广昌说:“1992年市场改革以后,创业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很忙很辛苦,但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出台,10月份“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在政策引领下,现代公司制度逐渐建立,这一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

92派的成功离不开政策大环境改变造就的历史机遇,其中很多具有“大视野”的人就看好一个重要的方向:房地产。

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独立建省之后,房地产业进入疯狂扩张期。在当时人口不过百万的海南岛上,房地产公司的数量高达2万多家。王功权、冯仑等6人以3万块钱创立公司,并加入了“炒房”行列。1992年时,他们都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3年后,职位差别、利益分配制度带来明显的管理问题,最终“万通六君子”分手,之后各自精彩。

经济学家管友清曾认为,90年代初期,房地产迎来了一轮发展机遇,但是后来也酿成了一轮比较惨烈的资产泡沫,经过那一轮洗礼的企业家对金融风险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而在“84派、92派”之后,更年轻的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他们赖以腾飞的基础是一个新兴事物——互联网。

互联网浪潮的创投人

1995年,一家名为“瀛海威”的信息通信公司在北京中关村南大街入口处竖起一块大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前1500米!”“瀛海威”是彼时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中淘金的代表,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功。但是在“瀛海威”之后,更多的企业抓住了20世纪末的互联网浪潮,共同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从无到有、从小众到大众、从荒凉到繁华,自身也从中获取了巨大回报。

中关村是这一浪潮中的地标。科研学者、海归派、高校毕业生们纷纷涌向这个方圆一公里的地方。联想、金山在此地已经闯出了知名度,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在此地创立搜狐,在马云还没打开局面之前,苏启强已经把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请到中关村,搭建起了电子商务网站8848。高涨的创业热情和人潮汹涌的电子卖场让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的梦想似乎更近了。1999年,中关村不再是个“试验区”,而成为受国家重视和支持的科技园。

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马云从北京回到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创建起了阿里巴巴,马化腾与同学张志东一起在深圳创立了腾讯,李彦宏带着在海外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20万美元在北京创立了百度。如今,创投领域已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

在前辈陈东升眼中,互联网企业家们的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创始人、估值、融资制度。

在面向普通人的消费互联网之外,中国的硬科技实力也在几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努力推动下走向世界前沿。

2004年,在硅谷工作20年、在半导体行业拥有86项美国专利和200多项各国专利的尹志尧,在花甲之年,回国创办中微半导体,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外企垄断,带领中国半导体技术“破局”。

而在即将开启的5G时代,中国在标准制定、技术专利、基站建设和设备开发等方面均占据优势。根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的最新5G专利报告,截至2019年3月,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信系统SEPs(标准必要专利)件数占全球34.02%,位居第一。其中,华为更是以15.05%的占比成为世界5G专利龙头,另外中兴通讯、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也进入了全球前十名。

同样,中国人工智能的探索也已经实现世界领先水平。

截至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以全球占比37%的成绩领先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领先的国家。从2013年到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累计融资金额全球占比60%,超过美国的29%,世界排名第一。曾经的99派李彦宏还在带领着“All in AI”的百度,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探索和渗透。

与世界接轨的创投制度给了科技新贵们凭借自身聪明才智开拓局面、迈向成功的可能性。如今,日益完善的创投制度还在源源不断地催生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将资本和模式输出到海外,去获取更大市场的红利。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在全球的最前列,他们前面不再有样本和案例,挑战、压力、机会并存。

70年的发展给了无数企业成长的舞台,也给了无数人实现梦想的机遇。回顾历史,不难感受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是一句由领导人说出、由媒体宣传的口号,它实实在在地藏着一个国家经历的波折和传奇,藏着一批企业寻求突破的努力方向,也藏着新一代人掘金致富的机遇。(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深响ID: deep-echo,文字有删节)(责编 王茜 美编 赵佳)

编辑:张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