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银昕

　　仲夏的北京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北京海淀黄庄大街一反往年的喧嚣，变得异常安静。黄庄街道两旁，往日被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占领的灯箱不见了踪影，被称为校外辅导“宇宙中心”的3座大厦——银网中心、海淀文化艺术大厦和理想大厦里的校外培训机构大门均紧闭。

　　自今年1月起，北京市叫停了所有线下辅导班。时至今日，部分线下培训机构复课，但海淀黄庄的校外培训机构几乎没有加入到复课行列。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10余家校外培训机构顶格罚款后，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该司启动会上，有关领导强调，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工作落地见效。“双减”方案对校外机构的培训时间、投放广告、教师资质都将作出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有消息称，“双减”最终方案将在今年暑期前后公布。

　　夸大宣传师资力量是受罚原因之一

　　《法人》记者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某些培训机构进行处罚的原因之一，便是夸大宣传师资力量。比如，蓝天教育宣传“教研团队超过85%的老师来自985、211大学”，事实上121名老师中仅有18人描述属实，所占比例不到15%;执法部门核实到新东方“名师风采”栏103名教师中有76人的实际教龄与宣传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纳思书院宣传王某授课时长2.4万小时，实际授课时长不到六成;思考乐宣称“培养数十名中考状元”，却无法提供依据。

　　“这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中关村附近某一对一私教机构从业者小蒙(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淀区有多少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都是有数的。如果真按照广告所说，海淀区名师数量不知道要翻多少倍了。”

　　小蒙表示，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很多校外机构会聘用一些无教师资格人员进行内部培训后安排上岗。但是，出于对监管的忌惮，会让一些无证教师离开教学一线，以助教身份出现在课堂及课后答疑中。“我们这里也有在名校任教的老师，但他们主要负责课程研发。即便上讲台，课时也不能保证，毕竟人家有主业，而且人数也不够。”小蒙预见，若对教师资质进行严格审查，校外机构将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师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有的线下培训机构开始与在线教育“割席断袍”，划清界限。“我们没有虚构教师资质情况，所有教师从业经历和教育背景对学生和家长都是公开的。”海淀黄庄附近的双榆树居住区内，某线下培训机构负责人木子(化名)对记者表示，在教师资质问题上，虚假宣传是近些年在线教育兴起之后才有的事情。“我们学校成立比较早，在教师资格审核和公开透明方面一向严格，没有教师资质的人根本不可能上讲台”。

　　“线下与在线”是两种不同的生意

　　记者了解到，在线教育对传统线下培训机构的冲击从2016年开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达到高峰。虽然即将出台的“双减”政策不区分在线教育和线下教育，被执法和处罚的校外机构也不对此进行区分，但线下机构普遍认为，他们与在线教育做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意。

　　“与线下机构相比，在线教育大规模复制和扩张能力更强，更容易得到资本青睐。”北京巨人学校公关负责人王立告诉记者，线下培训做的是“回头客”，靠的是学校和老师的口碑，比较注重实际辅导效果。而在线教育“玩法”完全不同，投资方看重的是业务增长速度和报名人数迅速扩张能力。至于师资是否真实，辅导效果是否好，资本根本不看重。

　　“资本看重的是大规模可复制，在这一点上，K12(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内学科教育)课程独领风骚，是目前在线教育的主要发力点。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明确的中考、高考考纲，使得K12教育更容易实现标准化，获得资本青睐。而兴趣特长班远远比不上课内教育，标准化程度太低。”王立说。

　　正因如此，最初由吉他培训班起家的巨人学校，目前兴趣特长教育课程只占20%，K12课程占80%。“兴趣特长班，我们只保留了美术和书法。”王立向记者透露。

　　监管需要“挤水”而不是“管死”

　　海淀区的孩子很拼，很辛苦。这一点，北京教育从业者有目共睹。海淀区和西城区是北京市的两个教育重点地区，记者通过分析两者教育资源分布发现，2020年中考各项统计数字显示，相比于海淀区，西城区在优质高中分布上更加均衡，中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及海淀区;在考生人数上，西城区为8620人，海淀区为16044人，是西城区的1.86倍还多。但在优质高中数量上，西城区与海淀区基本持平(均为15~16所)，这意味着海淀区考生要经过更加激烈的角逐，才能进入优质高中校就读。

　　据记者了解，西城区家长不仅看重小学阶段的教育资源，更看重小学身后、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高中教育资源。不少人更愿意成为“西城区家长”，而非“海淀区家长”。于是，竞争激烈的海淀区，聚集了更多的课外培训机构。

　　记者查询资料获知，防止校外机构泛滥的政策在韩国曾经出现过，但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上世纪70年代，韩国校外机构泛滥，在舆论压力下，韩国政府于1980年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然而，韩国大学按照分数排名从高到低的录取方式没有改变，于是许多家庭开始聘请私教。经济宽裕家庭聘请大量名师，而条件一般的家庭无法承受这种经济负担，造成考入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这场本意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措施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1995年，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课;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给出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校外培训机构再次繁荣。

　　关于校外辅导是否应该被禁绝，王立对记者表示，如果被禁，校外机构和老师流向黑市，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教育不公平，还会加大执法监管成本。对大型机构执法的难度，远远小于对老师私下办班的执法难度。比如，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等机构不会短时间内全部“跑路”，但私下办班的老师能以“游击战”形式与执法机构长期对峙。况且，私下办班的分散程度远高于校外机构，对执法资源是更高的消耗。

　　在王立看来，校外机构需要的是“挤水”，而不是“管死”。“要让虚假宣传和贩卖焦虑的校外培训消失，让真正需要补习和提高的学生走进来，这才是强监管的目的所在。”王立说。

　　(责编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