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大流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超级富豪还能从中受益?据相关报道，自3月18日美国推出封锁举措以来，半年里美国467个亿万富豪的财富总和至少增加了7300亿美元，增幅高达30%。但疫情中，超过3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财富损失达6.5万亿美元。美国贫富鸿沟加剧，而富人依然享受着税收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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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人为何交税少于穷人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对于税收的政策主张各有不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明确表示倾向于普遍提高税率，计划提高企业所得税、增加对全球五星资产低税所得征税，同时给予在美国投资的企业优惠。其实，是侧重税收负担由企业承压;而现任总统特朗普则承诺进一步减税，有助于拉动企业盈利。

背道而驰的政策主张暴露出美国在税收方面严重的问题和分歧。这些年，美国的税改被诟病最多的是“富人多获利，穷人少获利”。尽管如此，9月，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将在第二个任期内将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减至15%。

美国智库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称，这将导致99%的减税收益流向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群。2017年，特朗普推出税改法案，规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S型企业的业务收入，都可扣除20%后再缴税，这使得纳税人有机会将相关收入税率最高削减7.4%。据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美国前1%的富有群体享受了该政策福利的61%。

巴菲特曾于10年前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其中就指出，他本人2010年缴纳的个税和工资税等总和将近694万美元,这笔钱看起来很多,但折算下来税率只有17.4%，而他办公室的20名员工，税率在33%至41%之间。因此，巴菲特曾向媒体表示，占人口1%的富人负担的税率比“我们的接待员，甚至清洁工都低”。

10年之后，美国不合理的税负愈演愈烈。一些美国富豪的纳税额比一些中产、贫困家庭还低。世界首富贝佐斯，疫情期间财富暴涨，但他给自己安排的年工资收入约为8.2万美元，从薪金中扣除的税款，比他公司的中层经理还低。

据统计，2018年，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为23%，低于美国底层50%的家庭(24.2%);而在1950年，美国400个最富有的家庭，平均实际税率为70%。直到1980年，也仍有47%。底层50%人口的平均实际税率，却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比60年前还高了。历届政府降税降费的政策红利，基本都进了富人的腰包。

其实，这种荒诞局面的出现有迹可循。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工资薪金与资本利得、股息税率的差异。资本利得，即资产的增值部分，比如股票、房地产的低买高卖。一般来说，富人收入比较多元化，既有股票买卖、股息等，也有工资薪金，通常还有专门的会计师和律师帮助策划获得更低的税率，也更擅长利用各种财务技巧、法律漏洞来“合理避税”。还有各种名目的慈善基金会——因为向慈善机构支付一笔善款后，余额部分可以交给“非慈善受益人”，而这笔钱不需要交税。实际中，这名非慈善受益人通常是委托人的后代;而工资薪金等普通收入的联邦税率，分为七档，从10%至37%不等。谁的避税优势大，一目了然。

遗产税，也被认为是一个避税重灾区。1999年单人遗产免税额只有65万美元，2011年调到500万美元。而2019年，特朗普税改后，达到了1140万美元。如果属于夫妻共同留下的遗产，那么这一免税额还可以加倍，为2280万美元。

据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在自传《富甲美国》一书中所述，他事业刚起步时，就把股份分成了5份，4个孩子各1份，自己和妻子1份。因为他觉得，减少支付遗产税的最好方式就是在资产增值前就给出去。

因此，不合理的税收，不但拉大了贫富差距，富人减税的后果直接体现于财政压力激增。据统计，收入最高的20%人群缴纳了所有个人所得税的80%以上。可随着政策对富人税收的松绑，政府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老布什当选总统时，美国国债总额只有2.6万亿美元。今年6月份，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6万亿美元，年底很可能突破30万亿美元。

除了财政危机，富人税直接影响GDP的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连年的贸易逆差，对GDP增长贡献无几，只能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接近七成。但在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情况下，反而对富人减税，无疑会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衡，穷人的消费能力也会严重下降。

财富，意味着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富二代、富三代的出身优势，许多寒门子弟一生也难以企及。《纽约时报》曾报道，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在内的38所美国名校中，来自收入水平top1%的美国家庭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后60%的美国家庭学生总和。

据畅销书《我们的孩子》所述，按购买力换算，一些穷二代赚的钱，甚至比父辈还要少。美国贫富差距对下一代人的深层影响，已成为美国梦衰落的最大凶手。而承担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税收，不仅没有起作用，反而成了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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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收制度不能减少收入不平等

对于愈演愈烈的税收不均，有专家认为，政府不应忽视绝对财富的积极变化，而应更关注相对财富。首先，政府未承担税收的角色。例如，高收入者将他们视为从较低联邦税收中受益的群体，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较高的财产。但是，他们低估了实际的税收负担。实际上，较高薪水的人应该支付较高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为了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政府弥补了累进税制，重新分配收入，较高收入者所缴纳的税额比例较高，导致纳税人的平均税率低于边际税率。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富人要比穷人支付更多的税。因为公民越富有，税收收入的比例就越高。

经济学家指出，穷人实际上是税收的受害者，穷人可能更加贫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创造和产生大量财富，比如开发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找到其他办法。例如，政府应将税收作为纳税人拥有和购买的百分比而不是收入水平而评估。在这种制度下，低收入家庭才能将比高收入家庭支付更少的税。

原有的税收制度目的，是通过高收入群体增加高税收，以此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和其他欧亚国家相比，美国的不平等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出高贫困率和不平等率。

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实施了发达国家中最先进的税制，而且不平等问题正在解决。但是，美国华盛顿预算与政策中心认为，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美国的渐进税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得更糟。同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媒体人士认为，“税收本身无法说明转移减少了多少不平等现象。”

实际上，税收总额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例如，较少的资源可通过税收筹集的资金重新分配给低收入家庭。此外，许多美国人正遭受不平等的困扰，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会的衰落和最低工资标准下降等，导致增加了失业率。专家指出，对于许多国家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停滞的时期，矛盾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迅速上升。

2020年2月份，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推出了一个网站，直观的向公民展示美国的税收和支出制度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变化。EPI研究总监乔什·比文斯说：“一个国家的税收和支出反映了其优先事项。”

许多人认为，财政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抵消近几十年来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知道联邦税收和支出体系的哪些部分会影响不平等，以及如何影响不平等。美国新的“税收与支出资源管理器”直观地解释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如何体验税收和支出，包括总体税收，特定税收和支出计划。

尽管特朗普总统提议将个人税率从7%降低到3%，他和共和党议员在宣布《减税和就业法》时，承诺美国的税收制度将使中产阶级收益，并且提高平均家庭收入至4000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兹在他的新书《不公正的胜利》中提到，目前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总税率约为23%，低于最低水平美国一半的家庭，约24%的税率。他表示，表面上消减企业税对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背后却是公司将提高工人生产率从而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工资。自《减税和就业法》通过以来，法律并没有起到作用。看不到有任何投资增加，也没有提高工资，反而下降了。所以从本质来讲，这是在对股东减税。总而言之，美国的税收制度不能实现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