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法人》杂志全媒体记者 李辽

在湖南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落，山高路陡，地广人稀。40多年前，廖仕梅还是个7岁的小女孩。一天，她爬上村子附近那座海拔1800米的山峰。站在山顶，放眼四望，山的外面依然是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那时我就在想，山的外面是什么样子，我感觉一辈子也走不出这崇山峻岭。”回忆起童年往事，廖仕梅近日向《法人》记者感慨，在大山面前，她深感自己的渺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仕梅受访者供图

那时的她何曾想过，不服输、不认命的自己最终在家乡孩子中脱颖而出，走出了那座深藏于大山之中的村庄，又获得了去省城长沙读书的机会，之后在首都北京落脚，成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最后与“税法”结缘，帮助一些企业家走出困境，被称作是“货真价实”的税法专家。只不过，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世界尽头”的往事

“小时候，我们村很落后，就像世界的尽头，一切繁华、先进的事物都与这里绝缘。”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从两三岁起，廖仕梅就开始在灶台边帮大人吹火加柴，三四岁开始跟着村里大一些的孩子摘猪草。

直到去县城读初中，她才见识到了与山村截然不同的世界。廖仕梅回忆：“城里人的衣服鲜艳夺目，总是那么干净，而我的衣服上面沾满了猪草、牛草的汁水，怎么也洗不掉；同学们总是有用不完的草稿纸，也不用干活，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

一到寒暑假，她就回家拼命帮父母插秧、收割、砍柴、扛树枝、织毛衣、做布鞋……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就算成天干活，家里的农活也永远干不完。从此，廖仕梅开始一心一意读书，把剩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

她的学习背负上了改善家庭现状的沉重使命。1990年，廖仕梅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成绩优异的她报考了中专。每月有36元补助，从此她不再为吃饭发愁。

但廖仕梅心里依然有解不开的结：“我特别羡慕升入高中的同学，做梦都想上大学。”读中专时，她开始参加自考，自学法律。这源于她幼时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对律师的专访。“律师在法庭上口若悬河，对法条谙熟于心，我想长大后也成为这样的人。”备考时，因为没有辅导书，周围也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和共同探讨的同学，廖仕梅经常为了一个小问题冥思苦想数天甚至数月也找不到答案。一次，她鼓起勇气给一名刑法学教授写信请教，对方几次诚挚的回信激发了廖仕梅更高的学习热情。

中专毕业，廖仕梅被分配到村小教书。两年后，她获得湘潭大学法律专科文凭，被调到乡中学。虽然有了还算体面的工作，但对大学的向往激励她坚持学习。1999年，她考上湖南大学经济法专业的公费研究生。

2002年，廖仕梅硕士毕业，成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名老师。从大山里走出的她，乡音难改，与人沟通成为最大的障碍，在公众场合，她一定藏在角落，从不主动发言。

学院给刚任教的廖仕梅安排了5门课，这让她夜以继日备课也无力应对，上课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学院，不管是领导、老师还是学生，一提到廖仕梅，第一印象就是“上课特别差”。

之后，廖仕梅不再任教专业课。她回忆，“当时系里只有十几位老师，每位老师都有专业课，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我在一旁傻傻地看着他们。有两年，我还是一个班的班主任，却没给学生们上过一门专业课。”这番遭遇让她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整个生活被自卑笼罩，“一走进学校，我便抬不起头来，以前逢考必过的自信再也找不回来。那段时间几乎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不愿意出现在办公室，甚至不愿意出现在人前。”

2007年，廖仕梅终于等来了一门专业课——税法。“我当时对税法一无所知，但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经过学院组织试讲，领导们讨论后，终于同意我上这门课。”她如释重负。

打通“最后一公里”

税法牵涉的知识体系庞杂，直到2014年，廖仕梅还一直处于书本研究阶段，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 实际运用。“我将税法知识与其他部门法相结合，比如公司如何规划经营模式能合法节税、合同如何签订可以少缴冤枉税等。”2014年，廖仕梅到美国范德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又结交了一帮研究税法的朋友，大家时常在QQ群交流探讨，她慢慢接触了税收实务，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对于大部分从事涉税工作的人来说，税法入门很难，因为这是一个广阔而庞大的领域。目前，中国有18个税种，对应18部税种法、1部税收征管法、8000多份税务规范性文件，但即便掌握这些，也不能解决所有的实务问题。

“实务问题不是学习几个文件、几部法律就能分析透的，税法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廖仕梅举例，“比如我们俩要做一个项目，你可以雇我去做，也可以两人合伙做，还可以两人共同投资开设一家公司去做，这三种形式都能做好这个项目，产生的收益也一样，但产生的税区别很大。假如项目做好了，我们俩坚称是合伙关系，税务机关坚称我们是雇佣关系，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争，需要用民法典来判断我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假如税务机关与我俩在民事法律关系这块不能达成共识，则应纳税额是多少也无法达成共识。产生争议后，先要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会进入行政诉讼阶段，这时就会涉及税法、行政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如果税务机关坚称我俩逃税，我俩拒不承认且不补缴税款，可能会被移送公安局追究逃税罪，这就涉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她说，“学习税法与学习其他部门法方法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同。税务行政案件的解决程序与其他行政案件的解决程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要想在税法领域真正研究明白需要花大量时间。”

对于税法，廖仕梅十分较真，她每一篇关于税法研究的文章都恨不得改到交稿前最后一刻。一句话、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用词，甚至一个小小的标点，她都要反复琢磨。她说，“税法是我的专业，我无法容忍对税法的研究有任何瑕疵。”

▲廖仕梅与 2023 届毕业生一起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在研究过程中，廖仕梅发现，个别观点对税法的认知有错误。“部分企业纳税时稀里糊涂，公司财会人员因为缺乏法学基础知识而对税收政策理解不到位，个别基层税务人员也因为不懂民商法、行政法、行政程序法，对税收征管存在一些认知误区。”

近年来，廖仕梅开始侧重对税法实务的研究。她认为，实务研究更能帮助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历时三年，她于2022年出版了《土地增值税风险防控及争议解决研究》一书，就房地产开发企业涉及的土地增值税风险、与税务机关在征管过程中的争议焦点逐一进行了剖析，填补了土地增值税实务研究的空白。目前，她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预防及化解税务行政争议路径研究》。“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为什么会发生争议？用什么方式预防和解决争议对征纳双方最有利？影响这些争议公正解决的因素是什么？立法应当如何完善？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怎么做可以预防和减少争议？”按照她的计划，完成这个课题后她还会写一本涉税犯罪方面的书，“比如，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其中可能有10个争议焦点，我想将这些争议点一个个剖析清楚；再比如逃税罪，我想分析逃税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如何来认定逃税人的主观态度，逃税额应该如何计算等”。

树立正确的纳税观

近年来，随着智慧税务、数字治税、金税四期、精准监管等系列税收征管措施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税务问题被稽查，税务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税务合规显得尤其重要。

“对于企业来说，税务合规是正常经营的企业在税务方面的一种理想状态，既纳税行为合法，又不缴纳冤枉税。”但在现实中，廖仕梅坦言，有些公司一方面逃税、虚开发票，一方面又由于不懂税、财务和法务，多缴了许多冤枉税。带着对税法研究的执着，廖仕梅投身到企业税务合规领域。

实践中，企业税务不合规的原因有很多，情况较为复杂。在分析一系列案例后，廖仕梅发现，有的企业故意忽略一些小税种，比如印花税、房产税等，有些企业误以为法不责众，认为税务机关不会在这些小税种上浪费时间；还有的企业抱有侥幸心理，比如通过私人账户收款，误认为税务机关查不到，或者因利润太高，不愿意将大部分收入用来纳税；也有的企业本来没打算虚开发票，但因为现实原因误认为被“逼上梁山”，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工资支出无法取得发票抵扣进项，个体劳动者的小额服务费、从散户处购进废旧物资（再生资源）只能通过虚开发票取得报销凭证。一部分企业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或者不知道违法后果有多严重。比如，给客户员工的回扣、从黑煤窑购进煤炭等都不能取得发票，不能抵扣成本，只好虚开发票用来作为成本和抵扣进项税等。

她认为，企业税务合规，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纳税观。“金税四期给很多企业带来巨大威慑力，税务合规成为企业的重大压力之一。企业一定要税务合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企业逃税、虚开、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发现，轻的会受行政处罚，严重的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凡法定代表人被判刑入狱的，不管企业曾经多么辉煌，最终都可能一夜之间倒闭，资产贱卖、工人下岗，我们周围不缺乏这样的例子。”

在廖仕梅看来，税法像一座金矿，有挖不完的金子，是法律界的一片蓝海。她感慨：“目前部分企业缺少税法人才，税务律师供不应求。如果律师提前知晓公司的每一个决策，签的每一个合同会产生什么税，有多重的税负，某个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税务风险，同时又能帮公司规避税收风险，在合法的范围内帮助公司少交冤枉税，将会受到企业的热烈欢迎。”

“税法这么难，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悟出其中的门道？”记者问。

廖仕梅微笑着眨了眨眼睛，“我有将近10年时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在未知中奔跑，但遇到光明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努力够了，水到渠成。”

编审｜渠 洋
责编｜惠宁宁
校对｜张波 张雪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