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碳达峰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新的热点话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再用30年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转变，其难度不言而喻。对此，众多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中国发展碳中和的优势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裁

　　中国在“十四五”期间要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18%。而根据全球能源理事会调查，2019年，全球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80%，化石能源并非很容易就能摒弃。有不少人表示怀疑，中国能做到吗?

　　对此，金立群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迈向碳中和之路”会议上表示，但据他观察，中国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加快高碳向低碳乃至零碳的转型，有无数先例表明，中国非常重信守诺。

　　金立群进一步解释，首先中国的制度非常有效，如果中国想做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这是政府的举措，还是人们更愿意合作。“例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实施了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所以你不知道这是政府想干还是民众自己想干。”金立群认为，这就是中国在制度方面的优势。

　　另外，金立群还谈到了科技方面的因素。他说，从过去三四十年至今，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花了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这让中国的科技水平得以快速发展。目前的中国，正在集中整个国家精力，希望能够继续实现科技的突破。

　　要想实现碳中和，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这个资金来自何处?来自高的储蓄率。而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是可以用于研发新技术的基础。”金立群说。

　　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中国曾提出，碳强度目标到2030年下降60%—65%。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后的下降百分比要在65%以上，而且这是个底线目标，不设上限。应该说，在实现“双碳”之路上，中国下了非常大的决心。表面来看上述目标似乎只是稍有提高，但其背后的资金难以估量，这就需要更好、更多地动员资金以支持低碳转型。

　　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金融支持碳中和”圆桌会议上透露，未来人民银行将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

　　易纲表示，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促进资金流入绿色行业和领域。首先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其次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金融机构目前需要披露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报告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未来还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披露标准。最后是构建激励机制。央行已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将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

　　易纲还表示，人民银行也开展了促进跨境绿色资金流动的工作。一方面，将尽快制定绿色金融共同分类标准，供国际投资者参考，促进国际绿色金融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将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我们将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增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此外，易纲介绍，人民银行还在进行两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二是研究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业绩评价体系。

　　确定低碳、零碳科技创新方向

　　柴麒敏：国家应对气候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加急迫的减排压力。根据主要大国已提出的相关目标，从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洲有7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有约45年的时间，而我国只有30年，“因此我国在碳达峰后碳排放总量下降速度需要比美欧等国家更快。”国家应对气候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说。

　　同时，柴麒敏认为，在现实中还要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我们仍面临着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及工业体量大、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等实际条件，所以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任务十分艰巨。“要实现较高发展水平上的绿色低碳转型，要极大依靠科技创新及背后体制机制创新的力量。”

　　柴麒敏告诉《法人》记者，一方面，“十四五”时期，中国应该面向碳中和愿景的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低碳、零碳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长期低排放发展、能源和产业革命中的关键制度和机制性难题，打通堵点，实现低碳和数字“双轮”驱动。同时，全方位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核电、绿氢生产、智能电网、化学储能、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核心产业发展和迭代，以提高国家低碳韧性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科学部署做好减法。部分地区对关于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要求认识不够深刻、理解不够到位，发展高排放产业、上大项目的冲动依然强烈，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投资冲动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这不仅对2030年前二氧化碳达峰形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对达峰后碳排放下降速率提出更高要求，甚至会威胁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中专门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要坚决拿下来。两方面工作都做好了，才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碳中和下的低碳城市

　　王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碳中和方面的进展，直接影响着全球碳中和的实现。

　　而就中国本身来说，城市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将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城市承载着中国60%的常住人口，碳排放量占中国排放总量的70%以上。随着未来20年城市化进程继续深入，还会有2亿—3亿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城市无疑成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战场。”王克表示，低碳已被纳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考量内容之一。

　　王克认为，城市需要结合城市特点制定细化的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既能够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实现碳排放达峰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发展路径。这需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

　　低碳是所有城市共同努力的方向。“具体到城市个体，低碳目标的设定需要充分考虑城市人口条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科技发展水平与创新能力、社会意识与能力水平等背景因素。”王克对记者说，对于一些高耗能工业占比较高的城市以及一些资源开采型城市，短期内要求他们达到北京、深圳这些发达城市的低碳水平不太现实，但也需要设定低碳目标，提出努力的方向，最终实现发展转型。

　　王克表示，中国的城市序列一直在发生变化。每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都孕育着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如今，碳中和目标从能源转型、整个经济低碳化的角度又提出了新要求，可能几十年后低碳转型比较好的城市在城市序列中会占据更高的位置。可以说，碳中和，是决定城市未来发展命运的重要砝码。

　　(责编 白馗 美编 刘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