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特约撰稿 贾康

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去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对于今年工作给予了全面指导。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经济应该怎么看，怎么干?笔者略谈一些个人看法。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简要地说，2020年这个“大疫之年”也是“大考之年”，中国在经历了对全球产生影响的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取得了“一枝独秀”的意外表现。去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发达国家的美、欧、日均呈现负增长，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带头羊”“领头雁”，至少获得2%的正增长，位列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排位第一。

2021年，我国需要继续按照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要求，衔接“十四五”目标和2035年目标，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这方面做了通盘战略部署。按照笔者的理解，“十四五”目标是什么呢——即在高质量发展推进过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左右，如果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速，到“十四五”结束时，能够站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这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当然也需要经受住一项历史性考验——根据1970年全球统计，90%的从中等收入阶段向上“跨门槛”的经济体为“失败者”，如果跨不上去，各种矛盾就会交织在一起，经济失速，落入陷阱式停滞状态。因此，我国需要在战略思维上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化解对于可持续发展形成的种种不利因素，抵御可能遇到的巨大不确定性冲击。

不过，中央在这方面一向具有底线思维，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千方百计去争取最好结果。如果“十四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还要推进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意义重大。

如果粗放地前瞻，今年经济运行似乎确定性明显，国际机构、国内专家的看法大体一致：2021年在具体运行速度上，一定是前高后低，与去年正好相反。因为2020年情况特殊，年初一季度增速曾“一落千丈”，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表现良好，之后逐季回落，全年预估GDP应该在8%以上。

当然，也存在一些谨慎的说法，比如有专家称“可看7.5%”。总之，不要太计较7.5%还是8%，只要总体来说是恢复性趋势应该值得欣慰。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中国目前估计6%，但此增速已是大经济体里的高速值，关键在于增长质量的提高。相对而言，大家最为关注的不确定性是疫情因素，不过随着2021年新冠肺炎疫苗开始普及，前景令人乐观。

民营企业是“自己人”

在“怎么看”之后，需要考虑“怎么干”的问题。笔者认为两个概念值得特别重视：一个是“系统论指导下的双循环”;另一个是“供给侧改革+需求管理”。

“双循环”概念非常明确，一个开放经济体必然是“双循环”的，其新意在于要“以内循环为主体”，此举可以更好掌握主动性，防御非确定性不良影响。我国战略思维需要倚仗雄厚的本土市场经济潜力释放，才能更好地稳定、持续发展，掌握主动权，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总统更迭对中国的困扰和不利因素不可小觑，需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同时，“内循环”不能放弃“外循环”努力。比如调整和改变原有贸易结构，部分考虑“出口转内销”。

另外，目前中央特别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扭住不放的同时，在需求侧加强管理”，首次提出了需求侧改革的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提出“优化需求管理”要求，应该说还属于调控范畴，需要与相关制度结合。这是一个系统论，应全面认识和把握，其要领总结如下：

首先是改革与发展层面。当下，全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新与规范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新经济”经历“烧钱”阶段，冲到了头部企业地位，其贡献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但是，还是要处理好创新与规范的关系。

从大趋势来看，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出，不仅“创新为第一动力”，而是“创新居于整个现代化体系构建的核心位置，必须抓住不放”。但是，创新一定要从大局、长远角度把握好，更好地对已形成的头部企业加以规范，防止可能出现的不良垄断因素或过度扩张导致的风险因素。同时，又要在创新上继续保持原有发展大趋势。

笔者认为，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在处理上需要具有艺术性，一些极端化、情绪化的看法需要中肯地分析和认识，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掌握好创新规范总体关系的逻辑上，于创新发展中求规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先规范再讲发展，等于封杀了创新空间。

实际生活中，笔者认为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央已有明确指导，新基建赖以支撑的就是数字经济。坚持发展中守正出奇，将“有效市场”和“有限政府”结合好。试问在电商平台的创新方面，为何冲在头部的清一色是民营企业?这种需要经过痛苦的“烧钱”阶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经济活动，实践证明其比较优势还是在民营企业。

所以，在创新和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一定要全面理解中央大政方针——民营企业是“自己人”，要继续让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特别是中国处于现代化冲关期，绝对不能对创新大方向发生任何动摇。

其次是改革与开放层面。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注重全面认识和掌握好开放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几年，当外部存在压力的时候，我国如何应对?是更加主动、全面地高水平开放，还是以开放催化和倒逼自身深水区改革这块“硬骨头”。

如今，我国自贸区一轮一轮复制，又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区，这些都是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从上海带头建立自贸区开始，中央就已明确指出自贸区概念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准入前即有国民待遇，这也是“竞争中性”的一种体现。国民待遇不能存在歧视，一旦具有法人身份，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碰“负面清单”，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反之，政府应该注重“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勿滥用公权力。

近年来，中央已陆续发文要求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公共职责事权，必须制定清单， “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政府的“正面清单”后面还要有“责任清单”，附以与考评结果相匹配的奖惩问责制，契合了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的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不过真正落实，难度可想而知，但别无选择。在改革深水区，唯有正确清晰的原则才能啃下“硬骨头”。

第三个层面是制度建设任务以及如何把握基础性“治本”要领。目前，中央明确基础性制度建设要素必须充分畅通地在统一市场里流动。面对全球市场，要尽可能无壁垒地在国内大市场内充分流动，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性关键制度建设原则。

实际上，我国二元经济格局下，壁垒相当明显。中国56%左右人口并非“城里人”，没有城市户籍，相应地也得不到市民化待遇。这个方面需要尽快推进，使他们在统一市场要素流动中，消除受歧视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笔者认为，目前基本条件都已成熟。

认清“卡脖子”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看清了“卡脖子”问题——高端芯片、高端航空发动机，任凭出天价，发达国家也不卖给你，现在已经形成僵局。看清事实后别无选择，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借鉴攻克“两弹一星”传统体制经验，争取历经若干年后突围成功。一些专家认为，或许需要准备5年以上，但别无选择。

前些年，分散的地方芯片项目存在一些经验和教训，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最高层面集中指挥，方可协调。几千个团队，如何纳入一个系统工程中，这是我国必须在高端上突破的事情。只有自立自强形成战略性科技支撑力量，在高端芯片领域凝聚有关主体共识，才能完成这一攻关任务。

宏观调控方面，财政政策持续积极、提质增效，一些具体量值指标居稳，去年赤字率已达3.6%以上，希望今年不要再升高，同时也不能“急转弯”。特别是国债，2020年处于非常时期以“非常之策”应对，2021年应该没有必要继续推进了。

在财政提质增效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多注重机制创新。比如政府如何通过赤字和举债筹集资金，通过地方专项债加大建设规模。目前对于全社会投资需求释放来说，仍呈现明显不足。应该多多考虑政府有限资金如何“四两拨千斤”，以及如何发挥乘数或放大作用?财政的提质增效，一定不能回避有效投融资里的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的机制)。附以其他政策性融资机制，如产业基金、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等等，优化结构，在需求管理总量调节的同时供给管理。

货币政策方面，需要继续坚持灵活适度。货币政策曾经在“去杠杆”之后调整为“稳杠杆”，目前势头似乎要考虑再提升为“去杠杆”，当然一定要相对柔性。笔者认为，需要对中国宏观高杠杆率进行客观分析。我国金融体系是间接金融占80%的格局，与美国直接金融占80%的格局正好相反。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哪个应该“唱主角”?对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影响。

间接金融主要就是贷款。贷款一出一进，目前还存在短期化趋势，使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中国表现特别高。说了多年的“狼来了”，为何迟迟不来?与间接金融为主体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不能用宏观杠杆率指标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同日而语。笔者认为，前段时间改成“稳杠杆”完全有必要，因为物价没有上升压力，少数像猪肉类供给品不足造成结构性CPI上升，目前已被供给侧结构性对策“调回”。在这个方面，货币政策防范风险不要简单照搬别国指标套用到中国。

直接金融比重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不仅减少关于宏观杠杆率的一些可能错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鼓励企业家发挥——直接金融使企业家不必以寻找抵押品方式应对银行系统难以避免的“当铺思维”。可以理解为，银行使用老百姓储蓄是慎之又慎，一定会有风险把控，且相关责任是终身追究。但直接金融特点是股权投资“用脚投票”，以及金融精英自选项目，成功率虽然不高，但一旦成功“全局皆活”，比如风投、创投、天使投等模式。

还有一个企业和社会成员特别关心的问题：减税降负。目前，我国间接税“唱主角”，第一大税增值税三档税率变两档是既定方针。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也要寻求逐步到位。但是应该注意到，正税减降空间已相当有限，一定要将注意力转移到18种正税之外。因为，需要考虑五险一金以及几百种行政性收费负担如何减降。

五险一金具有一定规范性，其现实水平为全球最高。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提供了一个契机，缴费进入一个大蓄水池以后，互济功能提升，可以通过精算，知晓缴费率适合调低多少，这其实就是在减轻负担。但是，这是一个配套改革，要按“一揽子”设计方案。至于几百种行政性收费怎么减?李克强总理早已指出关键点：那是“拆香火”的问题。涉及大部制改革，在机构减并后，审批权以及派生出的收费权自然减少，这又是一个配套改革才能解决好的事情。总而言之，调控优化必须和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处理好各种结构调整。(责编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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