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郁

今年是《法治日报》创刊40周年。对一家报纸来说，40年不长;但对一个报人，基本就是一生。我1986年入职法制日报社，2011年退休，在报社工作25年。退休后也还是报社的人吧，前后算起来35年。回顾以往，我深感欣慰。因为，我供职期间，正赶上法制日报社的“辉煌时期”。

诱人的“高工资”

1982年8月，我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友协”)政治处工作。外事部门，当时是很有魅力的，工作环境尤其好。但几年下来，我总不安心。因为和大多数学中文的人一样，我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作家梦。作家不行，记者也可以。新闻也叫“亚文学”嘛。

1986年6月，对外友协团委组织舞会，邀请北京东长安街的国家机关团委参加。我是舞会的组织者，和几家团委的负责人一一见面寒暄。公安部团委的人向我介绍了《中国法制报》(《法治日报》的原名)的女记者胡建辉。出于礼貌，我首先请胡记者跳舞。跳舞中我顺便问中国法制报社招不招人。她说报社的文艺部可能要招人，承诺帮我打听一下。

胡建辉是个热心肠。很快，她就来电话了，说文艺部确实要招人，可以来谈谈，并给了我文艺部的电话……

1991年，刚搬进新办公楼时文艺部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几天后，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李芮和副主任于福源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他们说，报纸要扩版，文艺部需要扩充，正在物色人选。他们留下我的一些作品，让我回去等消息。

大约两个星期后，我被通知去填表、报到。我没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立马就赶了过去。当时，他们正在发奖金，一个胖胖的女编辑叫高红十的，一看就是个性格爽朗的人，笑着问我：“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我说90来块钱，她说：“那你快来吧，我们这个月光奖金就130块。”

根据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工资只有62元，加上其他福利总共也只有70多元。对外友协的领导为了照顾我，安排我住在办公楼里，算我值班，每月补助我15元，总共是92元。而如果到报社上班，收入可以翻一倍半，那可是高薪啊!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法制报》可以说是应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运而生，适应社会要求，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发行量达100多万份，利润丰厚，职工的福利待遇也高，在新闻界是拔尖的。

1986年8月16日，我正式成为报社一员。当拿到记者证的时候，我都有点晕乎了，觉得不是真的。随后，我搬到报社的单身宿舍。这是租用的北京六建招待所的房子，我和5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同住一个大房间。

当年报社的工作场所和住宿条件都比对外友协差很多，但我很满足。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而且意外获得“高薪”。

几年后，一位中学同学来看我，问我挣多少钱。那时我每月已能拿500多元了，他听了直愣神儿：“这么多钱，你花得了吗?”

他当时在河南焦作煤矿的机关工作，工资奖金不足百元。

气派的办公楼

我刚调来时，报社还在北京五棵松北面的金沟河办公，租用的是铁道兵干休所的两栋楼，很破旧。我们文艺部9个人，全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屋门油漆斑驳，还破了个洞。正值盛夏，没有空调，屋子当中的茶几上放一台电扇，不能对着人吹，因为每个人桌子上都堆满稿件、纸张，一吹纸张会乱飞;只能对着门吹，带动屋内空气流动，取其凉意而已。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经常是汗流浃背。

说实话，我第一次到报社时有点失望。但我从未听到同事对此有怨言。大家心里有盼头：报社的办公大楼正在选址，不久的将来就会搬进新楼。

但是办公楼的选址并不顺利。据说，最早有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也就是现在国家大剧院的地址上，建一栋“法制大厦”。其中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单位的办公地，也包括法制日报。但是，后来证明这只是传言。报社只得自己选了几处觉得不错的地方申报，比如复兴门、车公庄附近。但对于这些地方，北京市自己已有规划，报告一一被否决。后来被安排到和平里，现在的北三环附近，中国日报旁边。这回却是报社不同意了，理由是，中国日报是外文报纸，我们是中文报纸，两家在一起不合适。结果，选址就被搁置了。再后来，一下就被推到了北京东北郊的六公坟花家地村，属望京新规划区。

于是，我们永远只能站在郊外远望京城了。

那是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当时的社长关志豪拿着一张报社办公楼效果图让大家看。图上是一栋高耸的雪白的塔楼，间以层层蓝色的连体窗户，十分漂亮壮观，大家不由得啧啧称赞。

我也由衷地高兴，不由得大声说：“就冲着这漂亮的大楼，我这辈子就在这里干了!”

副主任于福源打趣我说：“办公楼不好，你还要跳槽怎的?”大家一阵哄笑。

据说，《法治日报》1980年创刊，3年后办公楼建设就获得国家立项，并拨款2000万元。2000万，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刚经历“文革”浩劫，国家百废待兴，仍然拨出巨款建报社的办公区，足见对法治的重视。

1990年底，报社办公楼竣工。大楼位于京密公路旁边，四周都是农田。旷野中，蓝天下，一栋蓝白相间的大楼巍然耸立，显得格外气派。很长时间，法治日报社大楼都是京城边上引人注目的一景。

一两年后，报社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再往后，所有工作场所都加装了中央空调，实行编写电脑化、激光照排印刷……..工作条件逐步实现了现代化。

其他辅助性建筑设施也很先进。比如，办公大楼边是一座半圆形的多功能厅，内设可以容纳全体员工集会的大厅，多个可以举办小型会议的小厅，还有一处功能齐全的歌舞厅，可以举办中小型文艺演出和一般的群众性舞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社几乎每周六下午都举办舞会，职工们在闪烁的灯光下和悦耳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其乐也融融。

这么好的条件，我始终感到满足。我也实践了当年的承诺：这辈子就在法治日报干了!

可观的发行量

办公大楼西南面是两栋宿舍楼，方方正正，形状颜色和办公楼很匹配。宿舍楼早一年建成，估计当时报社至少有一半人分到了住房。我分到的是一套小三居里的一个大间。因为是单身，只能和别人合居。据说，两栋宿舍楼，是时任报社领导全力争取来的。当时规划地址时，并没有安排宿舍楼。但报社领导着眼于职工的福利，坚持要盖宿舍楼。经不懈努力，终于得到批准。于是，报社院内显得拥挤了。但是，长远看来，这种安排是非常明智的。毕竟，职工的吃、住、行是一个单位的大事。好的福利，可以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事实上，报社员工们的工作从来都是努力的。报纸的质量得到中央的认可、读者的喜爱，社会评价一直较高。发行量是报纸的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法治日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行量年年攀升。鼎盛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发行量达到近200万份。订阅者不只是政法界、行政企事业单位，还有很多个人。有一次，我在福建出差时遇到一位年轻人，他告诉我，他的家人都是普通工人，也都是《法治日报》的忠实读者，十多年来他家一直自费订阅《法治日报》。

《法治日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也引人注目。有一件小事从侧面也能反映这一点。

大概是1994年初，我写了一篇关于河北省赵县农村成立村民理事会参与村务民主管理的通讯报道，发在头版头条。几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看到我的文章，想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接到电话，我颇觉意外，因为我从未与国际上的个人或组织发生过联系。它使我有点小得意，毕竟我的报道引起国际组织的关注。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散文发在本报的文艺版，题目是《文章写进联合国》。

广泛的影响力和可观的发行量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最好的时侯，报社的自有资金达到9000万元。这在中央新闻单位是少有的。

我进报社不久，报社就变为自收自支的经济体。因此，除了最初的基础建设是国家拨款外，以后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自己负责。比如办公条件的改善，第三座宿舍楼的建成，还购买了30多套商品房在职工中进行分配。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至今还住着当时分配的房子。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报社，凭我自己，绝无可能住上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感恩报社!

李郁

山西武乡县人，1951年出生，曾任空军航校飞行学员，民航飞行大队机械师、分队长。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86年调入法治日报社，历任编辑记者、部门副主任等职，2011年2月退休。在法治日报社供职期间，曾采写了《金融万花筒》、《重修圆明园 原来是骗局》、《倒下也是向前冲》等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　(责编 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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