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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机构在骗贷罪认定中的责任界限

2017-12-06 09:47:25  来源:法人网  评论:0

法制日报·法人网讯:专家认为,只要行为人为贷款提供了真实的、足额的抵押担保,就无法侵害银行的资金安全,也将难以认定为骗取贷款犯罪

2014年秋季,广西富商武某突然被公安机关逮捕,随后检察机关以骗取贷款罪提起公诉。

被羁押一年半后,因公诉机关突然撤诉,武某得以释放。紧接着公诉机关又以原有的事实和证据重新对武某起诉,武某再次被采取强制措施,指控罪名仍为骗取贷款罪。

骗取贷款罪,属近些年常见多发犯罪,其法律适用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广西富商案的辩护律师姜彩熠坚定地主张“无罪辩护”,让案件颇具代表性和可探讨性,而厘清本案争议问题,对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定骗取贷款罪也有实际意义。

互惠互利原则应被尊重

2010年为了招商引资,广西某银行领导多次到访北京武某公司的总部,试图动员武某投资入股和存款,并承诺给予“存一贷三”等系列优惠政策。随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三年的《合作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就是“存一贷三”,即武某旗下集团公司向某银行存款50亿元,某银行为其办理150亿元贷款。

《合作合同》签订后,广西某银行成立专门办公室,办理武某集团公司贷款业务,而武某旗下集团公司及其上下游企业,按合同约定分期分批将存款汇入该银行,于是武某旗下集团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上述银行的最大股东。受限于该银行贷款的相关规定,150亿元的贷款只能分多笔贷给武某旗下集团公司和上下游企业。

刚开始,双方合作还算顺利。其间,该银行拖延办理入股登记手续,又未依约放贷,给武某旗下集团公司造成了一定的资金压力和损失。武某多次要求终止合同,撤回资金,该银行不同意。2013年秋季,该银行新上任的董事长继续不积极履约,致使双方矛盾激化。

2014年8月,广西某银行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称2010年12月17日至2014年8月15日武某旗下集团公司利用“虚假和伪造的资料,恶意骗取贷款”,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挽回经济损失,恳请公安机关追究武某骗贷的刑事责任。这份加盖某银行公章的报案材料中没有提到那份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原则而签订的《合作合同》。

2014年9月,武某等10多名公司高管被羁押逮捕,集团公司及上下游多家企业的资产均被查封。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2010年12月至2014年7月间,武某操控集团上下游企业及他人名义,以票据承兑、信托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方式向广西某银行申请贷款。在武某授意下,相关工作人员伪造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完税凭证、土地权属证书及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等申贷材料骗取贷款。

2016年2月,公诉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撤回起诉,法院做出刑事裁定书,准许了公诉机关对武某的撤回起诉决定。

2016年3月,公诉机关再次提起骗取贷款罪公诉,并指控:截至案发,武某旗下集团公司共骗取广西某银行贷款266笔318.14亿元。上述贷款已结清204笔242.89亿元,未结清62笔75.24亿元。之后,又追加起诉其他几家银行贷款共计128笔102.44亿元,已结清63笔69.39亿元,未结清65笔33.04亿元。

此时,公诉机关指控武某骗取广西几家银行贷款总额高达420多亿元,其中已结清312.29亿元,未结清108.29亿元。

罪与非罪之争

2017年8月,著名律师姜彩熠接手该案,在了解案情后,他果断改变辩护方向,向公诉机关和法院递交了“不构成骗贷犯罪”的辩护意见。

那么,骗取贷款罪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呢?

骗取贷款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新增的犯罪,规定于第175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1-9)》及“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编写的《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一书中,对于骗贷罪的解读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对照法条和司法实务界观点,姜彩熠律师认为,“骗贷罪是结果犯,虽然部分贷款财务资料不实,但未造成某银行重大损失,就不能按骗取贷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欺骗手段’和‘重大损失’同时具备才构成此骗取贷款罪,这两个要件只要有一个不具备,那就不构成此罪”。

而在武某骗贷案中,这两个要件是否同时具备了呢?

  稿件编审:阮加文   编辑: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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