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施展

曾经看到这样的评论，“每次回黑龙江……那种灰烬般的滞殆感让人有想逃走的忧伤。”“希望东北在有生之年能够涅槃重生……”这些评论让我感触颇深。

最近几年，经常看到一种说法，“一系列东北作家的出现，带来了东北的‘文艺复兴’。”对于东北以外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带着调侃，但只有东北人才知道，其中饱含多少苦涩和无奈。

东三省的困顿

东北是我的家乡，白山黑水，充满机遇和激情。如今，这片黑土地的落寞和困顿，令人遗憾。要实现“涅槃重生”，东北可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历史哲学层面上重新定位东北的历史意义。

近代东北，百年间经历了命运的跌宕起伏。作为大清的“龙兴之地”，它曾被刻意保持了野性和自然。进入20世纪后，这里迅速发展成为远东重工业区，之后又作为重工业中心成为“共和国长子”，为现代中国奠定了一系列工业基础。如今，东北面临“老工业基地转型，轻工业‘喊麦’，重工业‘烧烤’” 的局面。

东北曾创造了大量奇迹，拥有庞大的、质量一流的存量工业资产，具备良好发展基础。但东北的“精气神”似乎并不饱满，巨大存量资产更像沉重的包袱，而不是发展的基础。东北要想恢复活力，首先要实现精神上的重生。

古代中国，辽西走廊衔接东北与内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自古以来，中国由中原农耕、东北渔猎、草原游牧、西域绿洲、雪域高原等多个地理板块多元互构、聚合而成，辽西走廊同时衔接着东北渔猎地区、蒙古游牧地区，两者结合形成古代中国强大的军力，而华北农耕地区，蕴藏着古代中国庞大的财富。

经过长期历史演化，古代后期，东北曾将强大军力与庞大财富聚合于此，再结合儒家理念，孕育出庞大的政治力量，并将其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内陆边疆地区，整合出一个多元复合帝国体系，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地理基础。只有来自过渡地带(包括长城沿线和东北)的人群，理解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才能实现这种超越农牧的多元整合。

保持“自然性”危险?

在清代，东北曾被朝廷赋予一种特殊象征意义。曾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的著作《帝国之裘: 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一书中，就讨论了“清朝皇帝们为了营造一种区别于中原浮华之风的满洲气质，如何刻意保存东北的‘自然性’”问题。该书称，清政府严控人民移民东北，以尽可能地保留其原始自然状态。因此，东北的山水风土和物产都被赋予淳朴、自然、无修饰的属性，象征着这里保存着“混元之气”和一种特定的帝国精神。

这种意象，在传统王朝“多元互构”统治机理下，具有特殊意义。随着西方近代力量到来，东北“自然性”特征反倒使它陷入某种危险境地。从中国视角来看，东北被认为是边缘之地。但俯瞰东亚大陆，东北实际上是整个东北亚的枢纽之地，近代东北亚最强几方力量都在这里交汇。

19世纪后期，清王朝逐渐意识到继续保持东北“自然性”的风险。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更意识到凭一己之力无法保住东北，终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让东三省开放，吸引各国到这里开矿、设厂、通商，以便让列强利益彼此制衡。就此，东北经济迅速繁荣。

但是，彼时东北的开放和上海、广州等口岸地区开放不一样。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于商贸驱动，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轻工业以及金融业、贸易业，而东北经济发展基于安全驱动，首先发展起来的是重工业。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轻、重工业发展起来的组织机理很不一样。轻工业、贸易等起点规模不大，基于社会组织过程可以筹到初步的资本。具体运转过程中，低成本信任机制更重要。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丘陵地形，历史上较少受到来自北方的战火冲击，中央政权深入直接统治成本相对较高，传统宗族结构保存较好。基于宗族低成本信任机制，社会结构与轻工业之间具有亲和性，东南沿海具备发展轻工业和贸易业的较好条件。

就重工业来说，起点投资规模比较大，基于社会组织过程，不容易筹到投资。同时，为保证生产效率与安全，重工业对工人劳动纪律具有更高统一要求，而劳动纪律要求与传统宗族式社会结构形式明显不同。东北是移民社会，宗族结构本身不发达，与重工业之间具有亲和性，这些社会结构差别导致东南沿海与东北的经济差异。

东北优势活力不足

移民社会结构、重工业发展与东北特定国际安全环境之间具有各种共振关系，结果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已是中国重工业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二战后期，东北经济甚至发展为亚洲最强，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的现实需求与东北形成一次强大共振效应，东北被整合进入计划经济轨道，开始延续新中国的工业发展。

从辽西出发，途经长城沿线到河西、新疆的北方走廊地带，沿线大量工业重镇都有东北“方言岛”。当地工业企业多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东北人建设的，这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判断一个人的技术水准高低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他是否有个东北人当师傅。内蒙古包头以及甘肃兰州、金昌、嘉峪关，都弥漫着浓浓东北风，让人恍然感受到整个中国北方走廊地带的联动性。不仅在北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启的“三线建设”，在两湖、四川等内地大量三线工业城市中，可见东北痕迹。东北对于新中国工业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

重工业是现代战争的基础，中国工业经济中，一直存在重工业比例过高问题，没有轻工业为重工业提供市场需求。对重工业的需求，主要来自政府，也就是计划经济的拉动，这些特征让东北有机会发展其优势。改革开放后，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需要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这时，东南沿海基于宗族秩序形成的信任机制，促成了轻工业和商贸的发展。东北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基础，不利于轻工业和商贸发展。东北地区基于既往计划经济，缺乏足够市场驱动，经济活力就此衰退。

另一方面，轻工业和商业因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参与经济过程的人更多，具有较好财富扩散效应，利于社会组织机制的继续成长。而重工业生产的不是终端品而是中间品，财富扩散效应不如轻工业和商业，这些效应进一步形成一种循环，使得东北优势在今天显现得活力不足。东北经济似乎陷入“死结”，令人忧虑痛心。

东北需要精神上的共振

不过，这个所谓的“死结”，从另一角度看，也许过于悲观了。悲观之处在于，人不能只是被动接受外部环境，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现实，并非一无所能。相反，正是因为对于未来的想象，才有机会改变现实。探讨东北在精神上重振的可能性，需要进入到对于历史辉煌与现实困顿的深层机理分析，所有这些都是在探寻突破“死结”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东北要具有面向未来的想象力，其底层逻辑就是对其历史哲学意义的重新发现。通过一场真正的“振兴”，重提东北“精气神”，让这片黑土地重新获得追求发展的勇气。

从近现代东北历史发展来看，也许可以将东北进一步定义为“东北亚走廊”。它是整个东北亚的枢纽，历史上曾是远东各种矛盾的汇聚地。从整个东北亚格局定位东北，它是远东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交汇点之一，本身以及周边具有丰富资源和先进制造业，未来可能成为远东新秩序创生线。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基于历史哲学层面，寻找获得精神重振的理论依据。对于东三省人口持续流出的问题，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近日直言，“东北振兴的关键是东北人的振兴。”

(作者系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