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陷性骚扰丑闻的纽约州州长科莫遭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和劝退声浪，但科莫表示绝不退缩，并痛批这是针对他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作为当下美国社会的高频词，“取消文化”反映了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困境。

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压力，“取消文化”旨在要求对那些发表明显不当言论或者做出出格行为(不限时间)的人或企业(大多为名人和知名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抵制和封杀，从而使他们获得惩罚。“取消文化”的评价标准基本与”政治正确”吻合，所谓不当言论多半为歧视或侮辱性言论，出格行为多为扮黑脸和性侵。“取消文化”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无论是知名作家J.K.罗琳还是影帝凯文·史派西都成为了被“取消”的对象，惩罚范围也从今人延伸到了古人，连诸如哥伦布和罗伯特·李这样的历史名人雕像也成为了被“取消”的对象，甚至有公司职员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不十分敏感的言论而被开除的情况发生，引发了巨大争论。

作为“政治正确”的拥护者和“我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平权运动的倡导者，很多自由派人士成为了“取消文化”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取消文化”是推广平等思潮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在“取消文化”的威慑下，一些名人和企业都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而付出了代价，或公开道歉，或从此退出公众视野。

与此同时，作为“政治正确”的坚决反对者，保守派人士则成为了“取消文化”的核心反对者。他们认为那些被“取消”的人无非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玩笑话，动辄“取消”不但是小题大做，而且侵害了被“取消”者的言论表达权利，甚至可能使社会封闭僵化。他们强调被“取消”者不应当因言获罪，他们的错误言行如果触犯了法律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不是受到公众的抵制和封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身为自由派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对“取消文化”感到忧虑，奥巴马认为“取消文化”让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享有评价判断的权力，认定某人就是十恶不赦。奥巴马认为这让人们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和相似性，人并非十恶不赦，而一个被“取消”的人和“取消”者可能也会有相似的家庭境遇，动辄“取消”过于随意且缺乏同理心。

面对反对声浪，“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称“取消”只是一种舆论压力，一种对错误言论的反抗，很难做到完全“取消”，比如最应该被“取消”的前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因为他的言行获得代价，反而一路成为共和党的领袖人物，即使遭受两次弹劾也依旧在保守派大会上受到欢迎和拥护。他们强调一些极端的工薪阶层因为言论而被开除的问题与“取消文化”无关，而是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同时，他们认为与其说反对者是在捍卫权利，不如说是在捍卫他们作为传统优势群体所享有的具有压迫和歧视意味的话语权优势地位。

除此之外，如果深究下来，在那些反对“取消文化”的保守派们之中，也有不少热衷“取消”之辈，只不过他们进行“取消”的标准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反“政治正确”或者特朗普。比如，在2020年共和党大会上，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众共和党人士都痛批“取消文化”，然而他们同样热爱“取消”——特朗普呼吁抵制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莉莎·穆尔科斯基，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谴责支持拜登的麦凯恩遗孀辛迪·麦凯恩，犹他州共和党谴责同样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指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2003年因法国不支持入侵伊拉克而将国会餐厅的“法式薯条”改名为“自由薯条”，可谓泛政治化与“取消文化”的老牌支持者，而如今却成为了反对者，颇有讽刺之感。因而，与其说保守派是在反对“取消文化”，不如说是单纯反对“取消”他们自己。

“取消文化”的利与弊

“取消文化”旨在利用舆论的力量对不当言行进行纠正和惩罚，一定程度上，“取消文化”支持者追求平等和进步的诉求如愿以偿。

第一，“取消文化”构建了一个有一定效果的纠错机制。由于“取消文化”支持者众多，社交媒体的发展又使得信息的获取难度空前降低，名人和企业的言论很难“保密”。一方面，人数众多的“取消文化”支持者得以主动发掘黑历史，另一方面，由于负面新闻的热度更高，媒体也倾向于挖掘黑料，为“取消文化”的支持者“供货”。无论是新近发生的黑料，还是年代久远的黑历史，在大数据时代都更容易被曝光，给“取消文化”创造了丰富的“取消”对象。“取消文化”庞大的支持者群体能够造成巨大的声浪，他们要求抵制“取消”对象的呼声力度相对较为强大，能够给官方机构造成一定压力。比如《纽约时报》观点版编辑就因为刊登了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主张镇压黑人平权运动的文章而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凯文·史派西也因为深陷性侵丑闻而被美国文艺界封杀。同时，即使无法使官方机构真正采取措施，“取消文化”所营造的威慑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让濒临被“取消”者有所收敛。

第二，“取消文化”有助于从文艺作品的角度缓解美国社会的反平权思潮与现象。美国的文艺界构成多元，价值观相对较为开放，长期以来都是“政治正确”的有力倡导者，在“取消文化”兴起后，文艺界的一些作品也成为了被“取消”的对象，而文艺界出于自己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压力也对作品进行了改良。经典影片《乱世佳人》被批评矮化黑人、美化奴隶主，同样，《老友记》也被批评演员构成缺少族裔多元性。面对“取消文化”，流媒体平台HBO MAX宣布下架《乱世佳人》，并在补充文字说明后重新上架，而《老友记》的主创也纷纷表示反思这一问题，甚至含泪道歉。虽然从创作角度看，对文艺作品进行价值观审查是对创作自由的干涉和侵犯，但是，文艺作品确实应当传播进步理念而非糟粕思想，存在歧视和不多元问题的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使本就根深蒂固的歧视思想更加常态化。“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纠错机制，对文艺创作有一定正面推动作用，以流媒体平台奈飞为例，该平台在近年来推出大量多元性别题材的剧集，既是时代进步的体现，也离不开“取消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取消文化”以舆论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文艺作品更加反映多元现实和平等观念，有助于从文艺作品这一环节入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平等。

第三，“取消文化”提升了传统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以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为代表的美国社会传统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被以白人男性为代表的传统特权群体所压制。“取消文化”让昔日难以得到发声机会的传统弱势群体得到了发声机会，让他们得以团结起来抗争歧视和压迫的历史或现实，形成巨大舆论压力，从而使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获得了提升。对深陷性侵丑闻的科莫州长的抵制就是话语权提升的一个体现。在历史上，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往往不敢发声，但是在“我也是”和“取消文化”的影响下，受侵害的女性得以团结起来发声，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增强女性话语权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女性发声，使得科莫在面临众多性侵指控的同时深陷舆论的重压。从另一个角度看，科莫对“取消文化”的批评也正是“取消文化”增强话语权作用的体现。

“取消文化”的效果并不完全如其支持者所期待的那样完美，不但在某些方面事与愿违，而且还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第一，“取消文化”的施压方式可能造成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损害。“取消文化”以舆论施压为主要行动方式，施压对象往往是各类官方机构。比如，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因煽动国会山骚乱，拒绝认证选举结果而被“取消”，“取消者”们呼吁各大出版社拒绝出版霍利的著作，呼吁社交媒体封禁其账号。由此可见，“取消”者所能做的只是舆论施压，真正去“取消”还是要依赖官方机构的配合，比如对凯文·史派西的封杀就需要各大影视公司的配合。这种对官方机构的依赖，实际上赋予了官方机构对未触犯法律言行的道德审查和决断权力。在当前，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取消文化”能够使这种审查和决断朝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然而久而久之，一旦这种审查和决断成为了习惯权力，而这种权力显然难以受到有效规制，那么事态仍有可能向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甚至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二，“取消文化”助长了特朗普式民粹主义者的受害者逻辑。在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逻辑中，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是压迫人民的精英，而特朗普则是美国人民的代表，自然而然也成为了精英迫害的对象。“取消文化”对有歧视言行的人的抵制，特别是对特朗普及一些共和党高层的抵制，更加“坐实”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受害者形象。“取消文化”从反对者的角度对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受害者逻辑进行了“确认”，增强了特朗普式民粹主义逻辑的自洽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保守派对于自由派的敌视情绪，同时，这种“弱者”姿态不但与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群体——未受大学教育的白人男性现实境况相吻合，且“弱者”形象往往能引起民众的共情感，很有可能在在帮助特朗普稳固基本盘的同时，进一步增加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受众。

第三，被“取消”者不但很难被真正取消，反而抱团取暖。目前，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立严重，“取消文化”所代表的更多是自由派的价值，其所想要“取消”的往往与保守派相关，然而保守派也存在大量受众，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就高达40%，因而“取消文化”能够真正取消的大多是不小心“翻车”的自由派，而非问题更为严重的保守派，自由派会与“翻车”的自由派割席，如前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阿尔·弗兰肯，保守派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会出于价值观认同和同情而加大对被“取消”的保守派的支持，因而这种“取消”往往局限于自由派内，而保守派对被“取消”者的喜爱可能有增无减，特朗普凭借争议性言论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出线就是一大例证。正因如此，很多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以被“取消”为荣，以被“取消”为筹码，被“取消”俨然成为了忠诚于特朗普和保守事业的象征，“取消文化”使得被“取消”者报团取暖，声势难减。

第四，“取消文化”可能成为共和党的选举筹码。“取消文化”既增强了特朗普式民粹主义的受害者逻辑，又促进了被“取消”者的报团取暖，这样“有效”的工具自然而然地会在选举中被共和党人利用。这几年来，共和党人的选举策略越来越向“文化战争”转移，力图用保护美国精神和文化这一旗帜刺激保守派选民的投票热情，而“取消文化”则正是共和党可以用来攻击民主党的工具，将民主党塑造成一个力图扼杀美国独特文化和自由精神的激进政党。3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64%的美国人认为“取消文化”是对自由的威胁，这证明如果共和党能够将“取消文化”与“文化战争”相组合并善加利用，可能会产生很强的煽动性，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对民主党目前在国会所享有的脆弱多数构成严重威胁。

第五，“取消文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极化。一方面，“取消”与批评不同，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做法，这在吸引支持者的同时，也会将很多可能原本倾向于“政治正确”的温和人士推向反对者一边，同时也会增强反对者的反对意愿，从而加剧极化;另一方面，“取消文化”的支持者人数不容小觑，其所要“取消”的对象在当下更是包罗万象，从政治人物一直到明星都有所涉及，这就导致可能引起争议的议题增多，从而使争议的规模扩大，同时，“取消文化”的表态更为简单，非此即彼，做出判断的难度也相较医保、环保等传统议题更为容易，差异和对立会被更广泛且更轻易地制造，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和极化。

结语

在当下严重极化的美国社会中，“取消文化”有其生存的土壤，它“完美”地表现了当下美国社会自由派和保守派近乎你死我活的价值争斗，“取消文化”恐怕会在社交媒体和党派斗争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取消文化”力图修正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某些层面尤其是影视艺术领域，它确实做出了贡献，并且有效增强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然而，也正因为其手段的局限性和目的的激进性，“取消文化”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亟需美国社会的反思。美国社会要追求平等和进步，与其依靠“取消”，不如靠包容和交流，“取消”难以真正让人心服口服，反而可能使事态更加恶劣。因而，平等地交流和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恐怕才是美国社会摆脱极化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越晚踏足也就越难走向成功。

作者：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