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陈其伟 赵璐

谁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红了2000多年的孔子当仁不让。不但在中国，孔子在西方亦是“圈粉”无数。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儒学对西方社会有过什么影响，对当今社会又有何现实意义?孔子是如何走进西方人视野的呢?

“你可知道孔子怎么说”

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第五。美国人评选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中，孔子位居首位。在西方世界，以孔子的口吻出现了大量“金句”，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在报纸上开设专栏“Confucius Says”，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子曰”。

该专栏以调侃方式创作的“鸡汤金句”被安在了孔子名下，竟大受欢迎。1940年，美国《生活》杂志这样记录“子曰热”：人们都互相打趣“你可知道孔子怎么说”。这位2500年前的中国哲人突然让美国人陷入疯狂;不久后，戏剧演员杰克·本尼在广播节目中加以复制，“子曰”俨然成了美国人的口头禅。

可以说，每个“老外”心中都有一个孔子——爱讲大道理的长者、循循善诱的老师、修身养性的君子、浓眉龅牙的老头儿等等。时至今日，外国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做演讲时，还常会引用一段孔子语录，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文化素养。台湾流行音乐组合S.H.E的嘻哈金曲《中国话》“一语中的”：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除了这些“不正经”的解读之外，大量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译作也被广泛传播。《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最早全面介绍中国的作品，其唤起了西方对东方的强烈好奇心，但这部世界级游记却没有具体介绍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直至明代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西方对孔子才有了初印象。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从果阿来到中国传教。他潜心研究汉语和“四书”，并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开启孔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奏响了“东学西渐”最强音，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孔子最初主要以哲人形象出现。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称，“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人叫作孔子，他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

利玛窦之后的西方传教士开始关注中国后，孔子被尊为道德与哲学上最博大的学者。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闵明我、安文思、李明等纷纷译书介绍孔子。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译作《中国六经》，是“四书”“五经”比较完备的译本;法国传教士白晋、法国汉学家马若瑟和傅圣泽共同研究中国经籍，著成《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是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典籍中影响最大的。

在中外文化互鉴交流中，孔子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形象。400多年间，孔子思想的“东学西渐”引来无数关注和研究，其中饱含太多的人物、故事，供人细细品味。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曾评述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充满了历史的想象，”他说，“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使在一个时代中也有不同的孔子。”一定程度上说，西方人因孔子认识中国，即所谓的“孔夫子的中国”，孔子思想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

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如何走向西方以及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这些答案都在最新出版的《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一书中全面呈现。该书依托丰富翔实的史料，对西方人的孔子认知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展示了孔子思想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融合，引发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的价值和未来的思考。

“我们是西方的孔夫子”

从古到今，特别是在18、19世纪的西方，孔子聚集了众多外国“粉丝”——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房中，挂着孔子像“朝夕朝拜”;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促成路易十五效仿中国皇帝“亲耕”，称“一部《论语》就可以打倒希腊七贤”;德国作家歌德的家中充满“中国情结”;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把孔子视为“哲学中的华盛顿”。这些孔子的“粉丝”对孔子推崇备至，也因深刻吸收儒家学说的智慧和学问，被称为欧洲或美国的“孔夫子”。

17世纪，著名汉学家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收录了一张西方人画的孔子像，这应该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孔子形象，这一形象在17、18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画中的孔子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庙宇式的图书馆前。身后两旁是装满经书的大书架，书架上的书籍均标出书名，一边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另一边是《礼》《易经》《系辞》《诗经》《孟子》，书架的下面还有孔子弟子的牌位。

很明显，这本书里的孔子是一位贤哲，而非先知。美国学者孟德卫曾指出：这种描绘显示出了耶稣会传教士是如何强调孔子的理性一面，这正是欧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传教士将孔子以及儒家学说带回欧洲后，正好与欧洲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相遇。美国学者赖克韦恩曾指出：对启蒙思想家而言，“孔夫子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他的教导是整个启蒙运动的福音，把东方时尚带到西方”。伏尔泰是孔子的狂热“粉丝”，他极为推崇孔子思想，在其著作《论孔子》一书中说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他还称，自己是因为孔子的教导而将《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该剧目在巴黎公演时曾轰动一时。

由于对孔子以及中国儒家思想推崇备至，这些思想家被当时的人们誉为欧洲、美国的“孔夫子”。

千面解读“孔夫子”

不过，以往的西方人只是通过自身经验或只言片语来认识孔子，但常因汉语知识的不足而曲解，又或由于宗教目的和社会变革需要而故意混淆。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孔子的认识相当功利，甚至出现走偏、走神、走样的历史偏见与误读。即使在当下，仍然如此。

传教士往往侧重于传播福音的需求，因此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有意抬高儒家学说作为其宗教传播的外衣，并从调和、会通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而思想家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关注，则更加偏重伦理道德的解读。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狄德罗等人对于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给予很高评价。启蒙思想家将儒家学说融入西方社会变革理论并推动欧洲启蒙运动发展。

但在启蒙运动后期，“ 贬孔”声音甚嚣尘上，出现了“尊孔”与“非孔”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德国著名哲学心理学家、数学家沃尔夫为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大唱赞歌;而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则尖刻地批评了中华文化，指出孔子和儒学是没完没了的道德说教，是禁锢人的思想枷锁。当时，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也只是限于传教士译本，其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若干条孔子语录，基本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加上西方社会将道德弱化为工具，因此黑格尔在批评中国方面愈走愈远，将孔子和儒学作为批评的靶子。

随着孔子思想在西方的进一步传播，儒家学说逐渐进入到西方哲学对话层面。19世纪以后，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负面评价走向前台，对中国的认识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大批新教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现实角度出发提出调和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思想。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其中解读难免有误解、变形的一面。直到20世纪初期，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仍被西方忽视、轻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系统接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如辜鸿铭、林语堂等因不满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开始以英语撰写介绍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书籍。

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人能像孔子一样，不停地被后世供奉、尊崇、追捧，也不停地被曲解、利用乃至抨击。孔子，犹如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任人笑骂评说。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言，“对西方文明提出的诸多课题，孔子思想是有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已经不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

最近几十年间，由于新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变革，中国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发展使得不少西方学者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用于当代和未来的价值体系。有学者认为，自近代世界体系产生后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行将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东方文明的兴盛。有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说过一句话，“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责编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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