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法人网 全媒体记者 银昕

2020年是圆明园罹难160周年，罹难纪念日10月18日之后，国家文物局于11月上旬以回应人大代表“重建圆明园”提议方式否认了近期内复建圆明园的计划，并称“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为多年来圆明园重建之争暂时画上了句号。可以说，罹难160年后，当今圆明园面临的问题，远比一个“该不该重建”的二元制争论复杂得多。

“复建派”与“废墟派”之争

“在我的记忆中，圆明园重建问题出现4次集中争论，国家文物局的回复使得第四次争论告一段落。”在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对《法人》记者回忆道，“后来，真正懂圆明园的专家相继退出舞台，不懂圆明园的人开始以‘勿忘国耻’说事儿。”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争论就已上演，当时“复建派”声势比“废墟派”大，很多真正懂圆明园的学者影响力还在;上世纪90年代，第二次争论高潮发生时，“复建派”力量式微，“废墟派”逐渐与之势均力敌;第三次争论高潮发生在21世纪初，彼时“复建派”已完全落入下风;至于刚刚结束的第四次争论高潮，更是以国家文物局的正式回复宣告“废墟派”完胜。

在几次争论中，“废墟派”基本观点是“勿忘国耻”，“重建派”基本观点则是“展现辉煌”。“基本没什么新意，就这8个字，争来争去。”刘阳无奈地说。

毕业于西北大学的张中华于2013年加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2015年以来，如园、大宫门、舍卫城、紫碧山房和西洋楼景区的系统性考古挖掘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张中华告诉记者，就在两派争论不休的几十年间，圆明园内考古工作始终在进行。

国家文物局在回复中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下一步将督促北京市文物局抓紧推进大宫门、紫碧山房、如园、舍卫城等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出版和遗址保护利用。这意味着，张中华的工作将更加繁重。而已完成考古的遗址如何保护和展示，才是目前让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头疼的问题。

在考古中，圆明园的细节设计之精巧让张中华叹为观止。以如园为例，造园者本意是在圆明园内再造一个南京的瞻园。张中华认为，如园的设计比瞻园更精巧。“在如园里，每走两步就会遇见一个景物，逛如园永远不会厌倦。”张中华说。

此外，张中华发现造园者对建筑的坚固性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所有建筑都用三合土来铺设基础位置上的垫层，三合土不仅以石灰粉、黏土和砂三样按比例配比，还要拿糯米浇灌一次才能使用。有些建筑基座上有密密麻麻的桩孔，推测曾用桩子加固了。”

除了建筑地基，张中华还挖到很多瓷器或其他物件的碎片。根据相关数字统计，从1996至2017年间，圆明园在5万平方米内就发掘出了5万多件 (片) 文物，即平均每平方米内就有一件(片)文物出土。

维持现状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那么，建筑基座和其他园林遗存如何展示，挖出的文物残片又如何展览?这是摆在圆明园管理处面前的一大难题。“我们只负责挖掘，挖出的可移动文物(物件残片)、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基座和园林山石遗存)都交给圆明园管理处。”张中华告诉记者，在考古学界中，考古挖掘和遗址保护与展示是两个行业，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负责前者，后者则交给圆明园管理处。

刘阳则告诉记者，挖出的遗址很多只剩夯土，如果不在原址上复建，夯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很快就会面目全非。“我认为，遗址不应只展示给我们这一代人，而应是代代人都能见到，但是夯土很难保护那么久的。”至于瓷器等物件残片，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摆放在展览馆中对外展示。但是，现位于西洋楼景区内的圆明园展览馆规模太小，完全不够用。“不能复建建筑，也不能建展览馆，这两个禁令对圆明园遗址展示和保护非常不利。”刘阳说。

另外，对夯土的保护历来都是疑难问题。北京建筑大学硕士生导师贺鼎告诉《法人》记者，世界上很多土遗址都是在隔离罩中对外展示的，但如果在夯土上大面积使用隔离罩，就会破坏圆明园的园林景观。

“我也认为隔离罩方案不可取。圆明园是园林，不是墓穴，不能像西安兵马俑那样用一个罩子把土遗址罩起来。”刘阳并不属于观点鲜明的“复建派”，他的主张是有选择地部分复建一些建筑，这也是圆明园管理处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考虑。“一旦部分建筑复建，可以利用外部空间对游人展示当年的辉煌景象和艺术成就，而内部空间就可以展示出土文物。”在刘阳看来，复建部分建筑，对圆明园来说是“一举三得”。

然而，只要与“重建圆明园”5个字联系起来，这类工程瞬间就会引发激烈讨论。“‘废墟派’会吵翻天，出于谨慎，上级部门也不会批准。”刘阳告诉记者，圆明园是一点就着的“舆论火药桶”，为了不出事儿，维持现状是多方博弈的无奈结果。

数字还原圆明园是否可行?

数字化还原圆明园，也是国家文物局在回复中所称的下一阶段重要任务。回复中明确表示，支持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强圆明园文化价值传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

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近年来一直带领团队进行圆明园遗址数字化复原工作——80余位专业人员利用10000余件历史档案、4000幅复原设计图纸和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将“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大部分还原出来，甚至将建筑内部陈设和细部也复原了。“数字圆明园”团队称，已还原景点逼真度均超过了85%。

抛开是否复建的巨大争议，在现有遗址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复原，似乎是目前最可行的解决方法。郭黛姮本人此前也对媒体表示，她不是“复建派”，她认为圆明园在近代历史遭到的破坏不应被忘却，她不支持在原遗址上复建建筑。

但是，“数字圆明园”的诸多成果并没有受到圆明园管理处认可。刘阳告诉记者，数字化重建圆明园，目前欠缺的不是技术，而是资料。这些资料来源必须通过系统性考古挖掘，而不能通过清宫档案图纸。“在已完成的考古挖掘中，档案图纸中的某些细节和现场情况有出入，肯定要以现场情况为准，依照档案图纸还原难免有错误。”

实际上，圆明园考古工作与数字复原工作并没有形成对接。张中华告诉记者，郭黛姮的团队工作重心是位于地表以上的古建筑部分，而他的工作则专注于地下遗址研究，这两个行业之间的结合是不够的。

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3座园林构成，统称“圆明三园”，共有150余处景观，目前已经进行过系统性考古挖掘的只有不到20处。这就意味着，即便考古工作可以与数字复原工作对接，数字复原也需要在对每一处景观都进行系统性考古发掘的前提下才可能达到较高真实度。显然，这背后又是极大的工作量和极长的时间成本。

讨论是否重建最佳时机未到

早在世纪之交，有关部门曾对圆明园建筑复原留出了10%的“额度”。2000年，在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总体规划》中有这样一句话：恢复建筑面积总量控制在古建筑遗址总面积的10%以内。

然而，10%应认定为建筑面积还是占地面积，说法又不一致。刘阳告诉记者，圆明园最终并没按照这10%的比例去使用这个“额度”。“迫于舆论压力，我们一分一厘都不敢动。”记者了解到，从2000年至今，只有长春园大宫门一处建筑被按原样复建，目的在于给从长春园宫门处进入圆明园的游人提供一个入口。

作为清王朝的重要离宫，圆明园在雍正至咸丰年间一直是清代宫廷实质上的政治中心，皇帝在圆明园办公时间远多于紫禁城。但由于圆明园实体被严重毁坏，而紫禁城基本保护完好，不少影视作品讲述清朝故事时将主要场景设定为紫禁城，但这其实严重违背历史事实，误导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清史的认知。

另一个尴尬的问题是，虽然圆明园知名度较高，但绝大多数人不具备对圆明园准确而完整的认知。由于大水法、远瀛观所在西洋楼景区残存的乱石景象视觉冲击力更强，保存也相对完整，圆明园习惯以西洋楼景区面貌示人。但实际上，西洋楼景区只占圆明园总占地面积的2%，其余98%的汉式木结构建筑和中式园林才是圆明园的主体。

刘阳对这个问题表示很无奈，“大多数人一进园子就直奔西洋楼，对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十分漠然，甚至把西洋楼景区等同于圆明园，这种错误认知已经传了好几代。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再不对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进行复原，对圆明园的误解会代代相传。”刘阳说。

目前，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遗址的状况是，地基被深埋在地面以下，地面以上建筑和园林遗存约等于零，远远无法给游人视觉冲击。为了不让“西洋楼等于整个圆明园”的错误认知继续扩散，向公众普及和传播完整圆明园概念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如果有部分中式园林和汉式建筑被复建了，公众认知会得到修正。”刘阳说。

其实，即便圆明园复建，也有各种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圆明园四十景”在不同历史时期样貌不同，具体还原哪个时期的样貌，势必又会引发一场争论。若乾隆时期的“上下天光”与道咸时期的“慈云普护”共同被复建，游人能否接受这样一场“穿越”?

贺鼎告诉记者，西方保护古建筑遗址的原则和理论强调古建筑修复的“可逆性”，所谓“可逆性”是指将新建部分完全拆除后，遗址还能恢复成此前的样貌。但是，以木结构为主的汉式建筑能否遵照这一原则?

贺鼎认为，对圆明园的态度其实是当前社会意识形态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保持原貌是当前博弈的结果，但以后也许会改变。“当国家变得富强，我们对那段被侵略的历史则会更加释然，愿意全面展现曾达到的建筑艺术高度，圆明园重建才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贺鼎说。

“目前并不是讨论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最佳时机，当务之急是让大家对圆明园有全面的了解，剔除错误认知。这个目标完成了，再谈要不要复建，该如何选择性地复建。”刘阳认为，这样做才更有意义。目前看来，“复建派”式微，重建圆明园已遥不可期，一个真实完整的圆明园距离公众越来越远。(责编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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