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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院的特殊“约会”:集中约谈制度警醒“老赖”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周秀涛 蔡小米 罗德鑫

“陶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判处陶某有期徒刑一年。”随着法槌的落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内的旁听人员正要有序离开时,旁听席上未离席的两人打破了沉默。

“老郑,你也看到不还钱还转移财产的下场了,欠我的这点儿钱你自己说什么时候可以还我?不还的话,我也准备去告你了。”

“老王,钱今天保证还清,咱们现在就去法官那儿,不还清你的我不会走的。”

并排而坐的两人原来是同一起案件的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看似“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巧合背后其实是一次“苦心安排”,源于柯城法院集中约谈制度。一月一行动,一月一约谈,分别传唤被执行人、邀请申请人集中约谈,让他们“面对面”地接受一次生动的法治教育。自2018年12月以来,这样的集中约谈,柯城法院已经进行了15次了。

集中突击行动

“我们没有见过凌晨3点的洛杉矶,但凌晨3点的衢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2019年12月18日凌晨,柯城法院的执行干警再次开展了一次凌晨集中执行。

“喂,老俞你到法院了没有?”

“我早就到了,我就在法院门口等你们!”

“那行,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打你电话不接,不配合我们工作啊。”

“不会的不会的,自从上次参加了约谈和你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我对你们执行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

在老俞的带路下,执行干警顺利找到了被执行人毛某的家,并拘传了毛某来参加这个月的集中约谈。约谈结束后,毛某认识到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严重后果,当即向法院缴纳2万元的腾房保证金,承诺15天之内腾空房屋,交由法院处置。

“我都申请执行一个月了,你们法院怎么还不开始给我执行?”

“什么?还要我提供线索?这都是你们法院的事情,我看电视剧里都可以用手机定位的,你们就是得给我把钱要回来!”

“我就想问,我什么时候能来法院拿钱?”

……

这样的话语,在法院执行局里经常能听到,申请人对于法院强制执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往存在“申请立案、回家等待、马上拿钱”的传统思维,单纯寄希望于执行法官寻找被执行人的可执行财产线索。

集中约谈效果明显

“在当前案多人少、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柯城法院推出的‘集中约谈执行案件当事人’制度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让申请人理解我们的执行流程、理解我们的执行规范,更加希望理解我们的法官。”柯城法院执行庭庭长刘道平介绍, “面对面”的约谈以普法为主,主要介绍“执行流程”“发现被执行财产的主要路径”“执行不能的情形和风险”等8项内容,促使申请执行人理解执行、协助执行。

一次次的约谈普法后,这次集中约谈的前夕柯城法院的毛警官接到了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电话。

“毛警官,我是朱某。你们也别来我家找我了,那本执行宣传的小册子我已经看过了,明天早上一早就来还钱,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

2019年12月18日一大早,朱某按时拿着一塑料袋的现金出现在执行干警毛益东的办公室门口。

朱某激动的拉着毛益东的手说:“本来我觉得我只是担保人,这笔钱不该我还。但后来我儿子劝我尽早还钱,还专门给我拿了一本小册子,还说了你们那些案例和集中教育的事,我看完之后,很受教育。所以今天主动来履行了,我觉得柯城法院这个制度很好,为我们这种不懂法的农民好好地上了一堂法律课。”

瓦解心理防线

2019年1—12月,柯城法院先后累计约谈申请执行人980余人、被执行人420余人,被执行人经约谈后当场主动申报财产400余次,主动履行标的1.3亿元。

为进一步达到约谈效果,柯城法院在与被执行人“面对面”约谈时,安排约谈内容以震慑教育为主,分别针对涉民生案件当事人、被执行公职人员、职业放贷人、辖区企业等各类当事人,制定了相应约谈内容。集中传唤到庭率从一开始的不足30%到如今传唤必到,未传唤的也主动到庭接受集中教育、主动履行,主动报告财产率从不足5%提高到31.32%。像前文中朱某这样主动配合、主动接受教育、主动履行的当事人越来越多。

“如果大家都不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法律权威何在?如果大家想方设法隐匿、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不受到依法制裁,司法公信何在?”柯城法院院长祝菊红说,集中约谈执行案件当事人制度的实施,成功地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法治是基层治理最有效的手段,每个人在遇到问题时必须从诚信的角度、规则的广度、法治的高度,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责编 何睿 美编 赵佳)

编辑: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