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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债”之痛 祸起“对赌协议”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张柄尧

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写道: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一句话点出“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无奈。但是,除了聚少离多的情感煎熬外,现代商人的伴侣还有可能会为夫妻共同债务风险感到忧虑和不安。

近日,“小马奔腾遗孀案”二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金燕的上诉,金燕需为一笔高达2亿元股权回购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之后,当事人金燕依然表示并不认可这个判决结果。这起媒体公开报道中,涉案金额最大的“夫妻共债”案,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夫妻共债”法律边界的探讨。已被写入民法典草案的“共债共签”规定,究竟能否破解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

祸起“对赌协议”

从盛极一时到直坠冰谭,也许就在一瞬间。可能所有的影视剧加起来,都不如“小马奔腾”这家影视公司的故事跌宕起伏、错综复杂、扣人心弦。

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公司成立于2009年,曾打造过包括《无人区》、《我的兄弟叫顺溜》、《将爱情进行到底》等一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据媒体公开报道,2011年3月,小马奔腾公司估值高达30亿,第一轮融资即吸引了超过40家机构参与竞投。最终,小马奔腾接受了以建银文化基金为领投方的7.5亿元融资,同时与十几家机构分别签订了《增资及转股协议》。而要求金燕承担2亿元夫妻共同债务的,正是建银文化基金。根据小马奔腾实际控制人李明等与该基金的补充协议约定,该基金投资4.5亿元,若小马奔腾公司未能于2013年12月31日前实现合格上市,则建银文化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按约定的利率回购投资人持有的股权。这一协议,被媒体称之为“对赌协议”。由于种种原因,小马奔腾最终未能履约。而约定日期两天后的2014年1月2日,创始人李明突然离世。

此案先经过仲裁。2016年2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作出裁决,要求李明的姐妹李萍、李莉以及李明财产继承人金燕连带性一次性支付股权回购款6.35亿元。2016年10月,建银文化基金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金燕在裁决书确定的2亿元范围内对股权回购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12月底,北京市一中院基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以下简称“24条”)作出裁决,李明所承担的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债务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且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判决支持建银文化基金的诉讼请求,金燕要在2亿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后,金燕提起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8日,北京最高法的二审判决,再次确认了金燕的债务责任。

“夫妻共债”的困局

此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该案一审判决作出,二审上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夫妻共债的认定规则。再加上案涉金额巨大,某种意义上而言,该案也被视为“24条”标志性案件之一。

此前,《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明确:“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不知情配偶要想摆脱共债,只有两种除外情形,即债权发动时明确约定为个债或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且还需证明债权人发动债权时已知悉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具体司法实践中,这两种除外情形现实中基本不会存在。最终,这两种除外情形完全丧失掉了应有的司法价值。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2018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称,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以及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超出日常所需的债务,才会被认为是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

夫妻共债问题从立法至司法,难点在于债权人利益和不知情配偶的利益保护上原本即存在冲突。最高法当初颁布“24条”,其意图很明确,即保护债权人利益,避免假离婚,真逃债。但就像一列途经岔道的脱轨火车一样,一边的铁轨上站着3个人,一边的铁轨上站着5个人。作为司机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显然,杀三保五并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在危险发生前就紧急刹车。这也是夫妻共债新规中“共债共签”的由来。即债权保护,需以债权规范作为前提。

根据金燕所公布的北京高法二审判决书,判决书内容多达58页。要求金燕承担2亿夫妻共债的理由中,即包括共同经营。其中包括金燕曾在小马奔腾公司的前身新雷明顿公司担任过法人代表和股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就是,在李明去世后,小马奔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金燕等等。

事实上,虽然夫妻共债新规已明确,即只有共同经营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债务,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现实中,要想泾渭分明地明晰这一点,也是极难办到的事情。以生活共债为例,配偶一方对外负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仅因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即有可能会被确认为夫妻共债;同样在经营共债中,可能仅仅因为公司股东或经管人员名单上出现了配偶名字,即被认定为夫妻共债。这也是新的司法解释之下,“夫妻共债”问题的认定困局所在。

“小马奔腾遗孀案”一案中,“金燕确实没有在‘对赌协议’上签字”是该案两审法院所查明的明确事实,但二审判决认为,金燕作为小马奔腾集团公司、湖南优化公司董事,参与了公司经营。其签署相关公司的解除vie架构的各种决议,应当知悉李明与建银文化基金关于股份回购的协议安排。也就是说,判决实际上认定了金燕共同经营的行为以及认为金燕知悉这份协议。这一点,也是金燕最想不通之处。在二审判决书所引用的上诉状中,金燕愤愤不平地表示:“对赌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等于将未参与生产经营的配偶和家庭成员置于波诡云谲的资本市场之中,令家庭成为资本渔猎的对象。”

夫妻共债问题在当下能够成为热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此前,一个家庭的对外欠款,来源其实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银行或民间借贷完成。而现在,不仅有了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网贷平台,甚至还出现了对冲基金,对赌协议这样的高风险,高杠杆平台。在急剧变化的金融手段情况下,夫妻共债问题也愈发变得复杂。

赢则功成名就,输则可能身败名裂,“对赌协议”在预期收益上,原本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由此带来的风险和后果,却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夫妻关系不仅是情感关系,更是一种法律关系。在这个资本汹涌的时代里,婚姻家庭中的个体并不是一个孤岛,如何在家庭与企业之间,搭建起一道“法律防火墙”,避免将家庭成员拖入本不该承受的债务中,防微杜渐,可能才是该案真正令人深思的地方吧!(张柄尧,前媒体人,现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责编 王茜 美编 赵佳)

编辑:张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