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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重在优化法治环境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陈建财

优化营商环境再出新政。

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正式发布,《意见》共28条,涉及到放开市场准入、公平统一监管、平等保护法治环境、亲清政商关系等多项内容,旨在进一步完善民企发展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市场主体开展交易活动的法律环境。在理论上,市场经济下的营商环境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的法律环境:一是市场准入的法律环境,二是市场竞争的法律环境,三是市场风险防控的法律环境,四是市场退出的法律环境。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十大评价指标,实际上都包含在以上四个方面之中。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优化营商环境,更多是围绕以上四大方面进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因而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其实就是优化法治环境,亦即优化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执行、适用、遵守)。正因如此,优化营商环境就必然是自上而下进行、市场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也唯有如此,营商环境才能真正称得上优化。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律依据

人治者治于人,法治者治于法。良好的营商环境必然是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违法必担责、公平看得见、正义可预期的法治、善治状态,而法治、善治的前提必然又是良法的存在。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与营商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确实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滞后性。唯有系统清理完善这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营商环境的不利因素,进而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市场准入机制的立法清理完善。

一般而言,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开展交易活动的考虑因素,主要包括入市的资格、经营范围、便利性以及纳税便利性、融资便利性等。这些因素事关市场主体的预期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可能实现的程度,因而都应当事先在立法上予以明确,以助于提高、稳定市场主体对这些因素的预期,进而刺激更多、更广、更强、更有持续性的投资与交易。

从入市资格与经营范围来说,对于民商事主体本来就应当是“法无禁止即允许”,但该市场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普遍实施。应尽快修改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把“法无禁止即允许”原则法律化,亦即全面建立国内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机制,明确规定除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市场主体都可以投资经营。

同时,立法上还应明确建立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公示制度,亦即明确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对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及限制投资领域合规条件的书面告知义务,以便于市场主体充分了解、准确判断。

从入市便利性来说,主要涉及市场主体名称核准、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对于名称核准问题,应以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名称的情形,并同时明确对于该禁止之外的名称申请应即时核准。对于设立和变更登记问题,立法上应明确设立、变更登记正面清单制度,并明确只要符合所需材料就应即时登记,最长时间不超过3个工作日。同时,对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才能登记的情形,立法上应明确登记机关的书面告知义务,便于市场主体知晓并及时申报。

从纳税与融资便利性来说,实际就是税负与融资问题。应以法律形式“留税去费”,明确取消全部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行政事业单位“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

对于市场主体融资问题,则应全面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市场主体信用贷款便利性,不断降低非信用担保贷款比例,精准助力解决非公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并修改民间借贷、不良资产等监管规范。

其次,市场竞争机制的立法清理完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唯有公平的自由竞争才能健康发展。目前来看,立法上对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主要应包括五个方面:一要把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法律化;二要尽快修改商业银行法、价格法、建筑法、电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明确反不正当竞争的统一执法主体;三要尽快将市场交易中的“法无禁止即允许”之自由竞争原则法律化;四要完善不正当竞争与垄断的内涵与情形(包括兜底性条款)以及每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大幅提高不正当竞争与垄断的成本;五要明确行政不当干预竞争的法律责任。

第三,市场风险防控机制的立法清理完善。

对于行政执法或公共服务的“滥权可能性”,一方面应尽快以法律、法规形式将行政法中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予以法律化,从制度源头上杜绝“滥权可能性”;另一方面还要建立与GDP同步增减的公职人员收入机制以及权责利均衡的履职奖惩机制,提高公职人员依法依规履职的主动性、积极性,助力法律法规的快速畅通执行。

而对于违法违规与不道德行为,要尽快将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法律化,以法律、法规形式对市场主体的不道德行为作出原则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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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瑶